1999年5月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y .,1999第25卷 第3期J 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5 No .3
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的两种个性化建构
———沈从文、萧红散文化小说片论
曾利君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重庆市400715)摘 要：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就有“散”的一脉存在，不少作家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带
有“散文化”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萧红虽同是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的创作实践者，但他
的艺术建构。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个性化；艺术世界；氛围；建构
中图分类号:I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1999)03-0094-(05)
一 关于散文化小说，虽然我们至今仍然未能到一种主要的模式和准确的词汇来
概括、界定它，但其具有“散文特征”尤其是“抒情特质”，却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融入
了散文的表现因素和特征，散文化小说促使传统小说的叙事特征发生了变化，在一定
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小说观念，突破了其单一的模式，为小说创作带来了新奇的景观。正因如此，我们无法漠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散文小说的存在，更无法抹杀作家们在散文化小说创作方面的功绩。
人们已有共识的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就有“散”和“抒情”的一脉存在，鲁迅的《伤逝》便是较早的肇始之作，郭沫若、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等作家的小说亦或多或少带有“散文风”或者散文特征(周作人谈到废名的创作时，曾说他的小说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沈从文言及自己的创作时，也说自己的一些作品“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1])。这些带有散文化特征的小说在当时曾令不少读者倾倒，也引起焦虑与异议。穆木天认为小说的“散文随笔化”倾向是一种危机，它危及“小说样式之独立”[2]，徐懋庸甚至认为小说的“散文
随笔化”倾向是作家“生活的空虚”[3]所为。但这些声音似乎并未把作家从“散文化小说”创作的轨道上拉回来，作家们自有作家们的艺术坚持，沈从文就曾毫不讳言地表白:“我还没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到章法内取得成功。”[1]萧红对于自己小说的“不规范”之处，也并不在意。这些充分显示了作家们坚守个性的姿态。在现代时期，作家们的散文化小说创作不仅在当时产生影响，而且遗泽于新时期的散文化小说创作。进入新时期以后，散文化特征对小说的渗透 收稿日期:1998-12-17作者简介：曾利君(1965～)，女，重庆市合川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更为广泛，散文化小说的特征与模式更是让人一言难尽，散文化小说由此显示出丰富的审美情趣和无穷的魅力。
中国当代作家不过，梳理中国散文化小说的流变脉络，或在个案的分析中阐释散文化小说的特征，并非本文的写作主旨，本文关注的是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进程中，浮现出的两位作家———沈从文、萧红的散文化小说创作所具有的个性化意义。人们曾以“抒情文体”来界定、评说这两位散文化小说创作实践者的小说，这固然不错，有其合理之处，但令人感到不满足的是，这种界定、评说尚停留在某种共性的层次，而对其个性化特征却未予以充分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萧红虽同是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的创作实践者，但他们的散文化小说在艺术世界的构筑，在格调、氛围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趣，有时甚至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说，他们的散文化小说是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中两种个性化十足的建构。
二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往往会影响到作家对生活景象的选
择和判断，进而影响到其艺术世界的建构。冰心之所以用母爱、童真来编织艺术世
界，庐隐之所以用眼泪、伤情和哀鸣来构筑艺术大厦，张贤亮之所以将土牢、苦役、饥饿和伤痕纳入他的艺术世界，似乎均可从中到答案。这一点，在沈从文、萧红的散文化小说创作中，同样有所体现。在沈从文的艺术世界中，我们可以见到温馨的碾坊、水车，动人的情歌，自由和谐的生活，而萧红笔下的艺术世界则分布着苦难、死亡和悲凄人生，于是，田园牧歌和人生酷景成为其艺术世界的鲜明对照。
也许是因为“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4]的缘故吧，沈从文对湘西故土始终怀有深情与热爱，即使身居喧闹繁华的都市，心中亦自命为“乡下人”，对故乡深挚的情感仍时时在笔端流淌。由于作家对故乡心理上的亲近与认同，他对湘西世界的理解与呈示不免带有浓重的理想彩，就像废名笔下的湖北乡村风情，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江南水乡一样，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抹上了一种田园诗般的恬淡优美彩。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一派和谐宁静，充满温情，所写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比如宁静的白塔，清澈的溪水，青春纯情的少男少女，淳朴和善的渡船夫，船总与马兵，风情无限的碾坊，活泼天真的少女，宁静的寨子，鱼、鸭游式的水潭……着笔处莫不令人慨叹神往。沈从文抓住湘西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
[5]，构筑出了一个既纯净又完美、
飘荡着田园牧歌的艺术世界。与沈从文有所不同的是，生长于闭塞而动荡的东北、颠沛流离、有着厌父因而厌家情结的萧红则更多地感受到东北大地的沉滞、灾难和人生的悲凉况味，她用那支自然之笔抒写着东北人民的生与死，言说着她的悲悯与忧伤，其艺术世界中所呈现的，是严酷的人生图景：王阿嫂被地主踢死；陈姑妈的儿子被日本人抓走，再也没回来；王婆在痛苦的重压下服毒自杀；小团圆媳妇被“管教”致死；冷眼寂寞夺去了王大的生命；磨倌冯二成子拥有了妻子孩子，又失去了妻子孩子，日子复归寂寞……从这些带有强烈情感彩的描绘中，我们发现，萧红的散文化小说，很少着眼于人生中优美的一面，也很少怀着欣赏玩味的心情去描摹故乡，描绘生活，她笔下的艺术世界多是惨象与痛苦的组合，显得沉重而压抑，虽其艺术世界中曾多次出现过情趣盎然的后花园，但也与田园牧歌无缘，萧红所唱出的，是一支支人生的哀歌。
三
就散文化小说而言，与传统小说模式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不一定有期待中的故
事、情节、人物及性格刻画，但由于抒情的缘故，却往往重氛围的营造。
所谓氛围，在小说中指的就是环境、背景、气氛等，它包括自然风土氛围、地方文
化氛围和时代思潮氛围等。在文学作品中，氛围描写无一不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沈从文、
萧红的散文化小说都很重视氛围描写，在组织谋篇时，都喜欢对环境和风俗民情进行抒写，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氛围，但沈从文、萧红笔下的氛围特及其蕴义是有所不同的。
在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中，诗化特征较突出的，除了废名的小说外，要数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常常弥漫着诗一样的氛围，李健吾就曾指出,《边城》不仅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而且也“是一首诗，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6]，沈从文自己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也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5]的确,《边城》以大量笔墨写了边城的自然环境及民风民俗，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小说的叙述节奏，但却以此构成诗的情趣氛围。小说写道：边城依山傍水，景宜人，山是翠逼人，水则澄澈清明。这里有一边临江一面临街的吊脚楼，有热闹非凡的端午龙舟大赛，有“车路”、“马路”的不同求婚方式，还有和睦相处、无贵贱高低之分的水手、、船总、渡船夫等，其景致风物、乡俗民情莫不优美而古朴。
较之《边城》,《三三》更是如诗如歌的田园佳作。小说开头即浓墨重彩描写了杨家碾坊的远近景致和风情:
从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里比屋连墙，嘉树成荫,……往下看，夹溪有无数山田，如堆积蒸糕，因此种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扎了无数水车,……大小不等竖立在水边。这一水车，就同一游手好闲的人
一样，成日成夜不知疲倦地咿咿呀呀唱着意义含糊的歌;
这磨坊外屋上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的树林里，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浮;
这磨坊上游有一潭，四面有大树覆荫，六月里阳光照不到水面，碾坊主人在这潭中养得有几只白鸭子，水里的鱼也比上下溪里多。……
这些文字，实际上就是关于碾坊、关于田园的一首诗。
在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中，不仅自然、民俗散发出诗情画意，而且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也充满了诗意的契合亲近及和谐统一。《边城》、《三三》等作都描写了农村姑娘的音容笑貌，她们得山水之灵气，宛如山水、田园一样灵秀、素雅。《边城》里的翠翠仿佛是自然之子，大自然的风吹日晒给了她健康黝黑的皮肤，青山绿水赋予她一双清明如水的眸子，她为人天真活泼，俨然“一只小兽物”，又善良温和，一如“山头黄麂”。《三三》中的少女三三，也是如翠翠一样充满自然之美、朴素之美和健康之美的农村姑娘，在空气清新的乡间、素朴宁静的碾坊，三三无拘无束地生长着，过着怡然自得的日子，做着她想做的一切事情———
热天坐到有风凉处吹风，用包谷秆子作小笼，冬天则伴同猫儿蹲到火桶里，剥灰煨栗子吃。或者有时候从碾米人手上得到一个芦管作成的唢呐，就学着打大傩的法师神气，屋前屋后吹着，半天还玩不厌
倦，有时她坐在废石槽上洒米头子给鸡吃，总要赶逐、教训那“欺侮了另一只鸡”的横蛮无理的鸡，有时她搬了小木凳坐在潭边看别人钓鱼，有时则自言自语给溪水中的鱼说话,“三三的事，鱼知道的比母亲应当还多一点”,……
这里，三三诗意的生活与诗意的碾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天真未凿、有着自由率真心性的农家少女，与碾坊、水潭构成了一幅和谐动人而又充满诗意的图画。
置身诗意的田园之中，人们享受着生命的喜悦、心灵的自由和谐，心境也因此变得十分纯净平和：磨坊上游的水潭虽属磨坊主人的财产，但磨坊主人从未折断过那些不规矩、来潭中钓鱼的人的钓竿(《三三》)；对于过渡人所给的酬劳，享有公家酬劳的渡船夫从不接受，有时盛情难却，便以茶叶、香烟等物慷慨回奉给过渡人，为的是“心安理得”(《边城》)；受人引诱怀孕的童养媳萧萧，本该被“沉潭”或“发卖”，但夫家原谅了她，待她生下孩子，一家人也不记恨，反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后来萧萧和丈夫正式拜堂圆房(《萧萧》)；即使是漂泊寄食的吊脚楼妓
女，终年辛劳于船上的水手，也能摒弃虚情假意，真心实意、热热烈烈地相爱(《柏子》)。这里，人们没有仇恨，没有贪欲，没有虚伪和骄情，有的只是纤尘无染的心境和优美健康、自然淳朴的人情、人性。
沈从文小说的这种诗意氛围，大大强化了小说的抒情特征，表现出一种和谐人生之美，同时也将作者
的故乡情结和“爱”与“美”的理想表露无遗。
读完沈氏的小说再来读萧红的作品，我们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反差，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中，所营造的氛围常常是十分压抑、低沉的。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后花园》，都笼罩着一股阴冷、寂寥之气。
《生死场》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悲剧生存图景，在民族灾难，在贫困疾病等因素的围困夹击中，人们活得沉重，亦死得悲凄。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也常常注重自然环境、风俗民情的描写，比如《呼兰河传》，就用大量笔墨描写故乡呼兰城，城中的大街小巷、店铺作坊和大泥坑，还写了城中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活动，但总是伴随着一股阴冷之气：大泥坑是城里一独特景观，也是人们的心腹大患，它淹死过牲畜，也淹死过人；跳大神是迷信，也会致人死命；放河灯是风俗，却笼罩着鬼神的阴影；扎彩铺安慰着活人，也糊弄着死人。
应当承认，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也有不少诗意的笔触，但作者往往以它来作为悲凄人生的对照，其结果是加重了作品中的悲剧意味，却并没有增添整个作品的诗意的氛围。“作者如果要描写一件悲惨的事件或人物，也尽可以用一个完美的周遭来衬托他”[7]，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手法，可以收到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呼兰河传》所写的童年生活中的后花园，是那么诗意有生趣，园中红的红、绿的绿，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还有飞舞的蝴蝶，蹦跳的蚂蚱，它是“我”的乐园，但这一切与童年时的家是那么
格格不入，因为:“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里，后花园与“荒凉的”家形成鲜明的对照，反衬出家的破败、缺乏温暖和“我”童年心境的寂寞。
这种以诗意笔触来渲染悲剧氛围的做法在短篇小说《后花园》中，表现得更为典型。整篇小说所写的就是后花园和一个磨倌的生活，后花园是诗意可爱的，磨倌的人生却是悲剧的、可怜的。小说一开始即叙写后花园的缤纷与热闹，这里，不仅栽种着瓜藤果树、红花绿草，还有蝴蝶、蚂蚱、螳螂、蜻蜓活跃其间，后花园是那么鲜亮、耀眼，但临着这园子，却有一座冷清黑暗的磨坊，里面住着寂寞的磨倌冯二成子，冯二成子心若枯井，机械度日，他不知春夏秋冬，也不识左邻右舍，偶然单恋上邻家女，使他生机焕发，但随着邻家女的出嫁，这生命的亮点旋即熄灭，后来与寡妇结婚生子，拥有了家，但他却握不住温馨的家，老婆孩子死了，冯二成子复归他永远的寂寞。后花园几度繁华，几度凋零，却年年花开如故，冯二成子的人生起起落落，最终面对的仍是最初那条寂寥的人生长路。这里，一热闹，一冷清，一喧腾，一寂寞，后花园的生趣与冯二成子的生活形成对照，作者以对后花园的诗意描写来营造悲剧氛围，不仅反衬出磨倌的悲剧人生，而且将那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抒发得淋漓尽致。
四 在形式、技巧方面，沈从文较注重小说自身美学规范的建构，他的散文化小说往
往于松散的情节结构中显出技巧的精工和新巧，比如《三三》，作者行文时仿佛信笔挥
洒、毫不着意，叙写着三三琐细而又零散的生活细节，但却以此写出了这位农村少女的生活史和成长的过程，其内在的结构线索是明晰的。当然，由于作者有意探索、尝试“章法外”的东西，他的一些作品有时也疏于剪裁，而给人以冗繁拖沓之感，其优秀之作《边城》就有此瑕疵。《边城》开头，在点出茶峒城边、溪旁塔下住着祖孙俩之后，并不急于讲说他们的故事，而
是移开笔去，写茶峒城的地理位置、自然风光、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直到第五节，才正式回到祖孙俩的故事上来，讲述翠翠的爱情故事，不免让人感到唠叨散漫，这不仅延缓了小说的叙述节奏，而且也削弱了小说迅即抓住读者的魅力，难怪苏雪林在谈论沈从文的创作时，要把这种“冗繁拖沓”、“不能十分精醇爽利”[8]的情形归结为沈氏创作的一大“缺点”。
与沈从文相比，萧红的文学修养似有不少欠缺。萧红更不注重技巧，她全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来进行创作，所以她的散文化小说既写得无拘无束，自由随意，其形式结构又显得更为松散与粗疏，不具备叙述的连续性。她的力作《生死场》完全可说是几个人物零散生活片断的缀合。《呼兰河传》也并不首先以人物故事来吸引读者，小说开头即大段描写呼兰城，人物迟迟不登场，直到小说的后部，才写到几个人物，整部作品“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零零碎碎，都是片断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9]。这些，既是萧红的弱点，又是其不可替代的艺术风格的体现，她撇开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框架，而以沉郁、寂寞、感伤的情绪线索串起她的作品，这是别人无法重复的。
如上所述，文学创作贵在个性，即使同样是散文化小说，也可以有不同的面貌，沈从文、萧红的散文化小说的特点确实不是“散”与“抒情性”之类的词汇所能囊括的，如果深入文本进行具体深入的触摸，我们会获得许多鲜活不同的感受。或许，正是因为诸种“不同”，沈从文、萧红才成为了他们自己。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石船子·后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1.
[2] 穆木天.小说之随笔化[N].上海：申报,193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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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汪曾祺.序金介甫著符家钦译[A].沈从文传[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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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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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西渭.咀华集[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7] 毛腾.小说背景概论[J].上海：矛盾.1932.4.20.
[8] 苏雪林.沈从文论[J].上海：文学.3卷3号.1934.9.1.
[9] 茅盾.萧红的小说[N].上海：文汇报,1946-10-27.
责任编辑 刘荣军
Two Individualized Constru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Prosified Fiction ———A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hen Congwen's and Xiaohong's Prosified Fiction
ZENG Lijun
(C hines e De partment,Southwes t-C hina Nor mal Uni ver sity,Chongqing400715)
A bstract:Since the May4th Movement in1919,modern Chinese fiction has take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se.What deserves attention is that though both Shen Cong wen and Xiaohong were practitioners of modern Chinese prosified fiction,their works diff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world,style and liter-ar y atmosphere.Their works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artistic constr uctions with striking individual features. Key words:pr osified fiction;individualization;artistic world;atmosphere;c 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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