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词汇学说略
李  运  富
（原载《衡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就我所知，已经出版的有关古汉语词汇、词义的专著共有五种。①这些著作分别就古汉语词汇和词义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详尽的论述，是学习和研究古汉语词汇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但它们都较注重于实用，忽略了学科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所以它们都不标称为“学”。事实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说，古汉语词汇学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完整体系。正如赵克勤先生所说：“目前，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有关古汉语词汇的单篇论文当然有一些，但有分量的专著实在太少了。因此，把这一学科建立起来，就要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②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从汉初的《尔雅》算起，已有两千来年的历史，③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完整体系呢？主要原因恐怕是受到传统语文研究的影响，把词汇学混同于训诂学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④，提出要划清词汇学与训诂学的界线，建立一门能脱离训诂学而独立存在的古汉语词汇学。这个意见得到了一些同行们的支持。
古汉语词汇学既要独立，就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就应该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因此，在前文辩明了词汇与训诂学的关系之后，本文再就这些问题（主要是内容和体系问题）谈点看法。
一、词汇的构成及其发展历史
从现有的词汇方面的专著来看，大都偏重词义的研究，对词形、词汇的构成及其发展历史则很少论述，这是不能满足“学”的要求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说，古汉语词汇学必须首先对词汇的构成及其发展作一定的描述和解释。
词汇的构成有两个方面，一指单个词的构成，这是构词法问题；一指古汉语词汇整体的构成，这是词汇的分类问题。构词法通常提到语音构词和语法构词，我看还得设一项修辞构词法。例如“友于”“而立”“既而”之类无法从语音和语法角度解释清楚的词，大都是因某种修辞手段而形成的。即如“燕燕”“黑黝黝”之类词的形成，似乎也与修辞有密切关系，因而不宜看作语音构词（语音构词应该限制在改变或增减某些语音要素从而造出新词这一范围内，不包括音节的重迭）。以前，有人把构词法作为语法的研究内容。如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就包括有《构词篇》，高名凯《语言学概论》、王力《汉语史稿》也都把构词法放在“语法”和“历史句法学”中论述，这是值得商榷的。语音构词和修辞构词并不涉及语法问题。词汇学上对词分的类跟语法学不一样，它无需计较词的语法特点。分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标准，同时还要有时代观念。因为词汇系统实际上是交错纵横上下
互相联系的立体，任何单方面单标准的划分都不可能对词汇整体有全面的认识。但是为了研究和描写的方便，人们已经习惯于共时平面的分类，这就得注意变换角度和标准进行多次划分，以弥补其共时平面
古的反义词是什么的不足。但每次划分，标准和角度应该是单一的，划得的类别应该是互相排斥而其总和又等于上位类别的，这样才能符合逻辑学的要求。例如根据词的语音形式，可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根据词的内容，可分为象声词和表意词；根据词的使用地域，可分为共用词和方言词；根据词的来源，可分为本语词和外语词；根据词在交际中的地位，可分为基本词和一般词；等等。这是一个层次的划分。下面可以再分类，例如表意词，按其内部语素的构成，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据其义位的多少，可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根据表意程度可分为实词和虚词；等等。这又是一个层次的划分。下面还可以继续划，如实词又分为事词和物词等等。这样，在词汇系统中，任何一个词，无论从哪个层次哪个角度都可以确定它的地位，从而获得具体的印象。当然，分类要出于一定的目的才会有价值。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某一著作中把所有的词都这样分别地一一演绎排列，但从理论上方法上加以论述和提示，使人们对古汉语词汇有个整体认识，并在研究实践中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考察具体的词，似乎是有益的。
词汇的历史发展，要求对构词法、词形、词汇内容和词汇量等等的发展时程和规律作出描写，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要对词汇发展的原因作出解释。词汇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连接或阶段性的跳跃，而是回环往复，交错重叠，因袭更新的。如果说，构词法是由语音构词到语法构词再到修辞构词，词形是由单音节到双音节再到更多的音节，词汇内容是由原始社会语词到奴隶社会语词再到封建社会语词，词汇量是由一百到一千再到一万或更多，那就实在过于简单了。因为语法造词的同时，语音造词并未绝迹；复音词自身也有个发展过程，而直到今天，单音词仍大量存在；词汇的内容与社会的发展固然关系密切，但
语言内部的稳定性和推陈出新的手段也应予重视，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反映封建乃至奴隶意识的语词也不在少数；词汇量有增加也会有减少，语词总是不断淘汰不实用不规范的，同时又增加新的有生命力的。可见，语词发展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少量到多量并不是绝对的，造成这种复杂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词汇学应当对此有科学的解释。
二、词义的系统及其演变规律
词义的系统性，比起词形来更强，也更复杂，更抽象，因而人们往往回避这个问题不予深究。我们认为，词汇学的研究重点当是词义及其系统，这是回避不了的，否则，词汇学就会同过去一样，名存实亡，要想独立为学科，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再难也应该探索。朱星先生曾经作过一些尝试，写成《汉语词义简析》一书。该书从教学目的出发，兼采古今材料，为汉语词义列立了数十个名目。但这些名目没有一个整体的框架维系，缺乏层次性和立体感，词义与词义不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而是一些各不相干的散体，因而给人一种繁杂零乱、理不清头绪的印象。我们设想，词义的系统，犹如茫茫宇宙，是由无数的星体构成的，词义空间的星体就是义位。星体有恒星、行星（包括小行星）、卫星之分，而义位也有本义、引申义（包括裂变⑤所形成的意义）、间接引申义、渗透义⑥之别。宇宙空间又有了人造卫星
和宇宙飞船，词义空间也有修辞义和假借义。严格来说，人造卫星和飞船只是暂时存现于空中，带有外
界人为性，不应是宇宙固定的一员；同样，修辞义和假借义也是行文用字的临时现象，不能算语言中独立的义位（通过修辞的运用而形成固定词义的除外，可并入引申义中）。恒星和以恒星为中心，受它的引力支配而环绕它运动的行星（小行星）、卫星共同构成星系（如太阳系）；本义和以本义为中心，受它的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衍生的引申义，间接引申义以及与这些义位有关的渗透义共同构成义系。有着共同起源和物理联系的许多星系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内形成稠密的星团；有着共同起源和音义联系的两个以上的义系也形成为义族。起源相同，物理特性相似，聚集在空间一定区域内的很稀疏的星系构成星协；声音无关但具有同义、类义、近义、反义或对义等关系的义系聚合成义。相关相近的星团、星协和个体的星系构成规模更大的银河系，无数银河系和个体的星团、星协甚至星系共同构成整个宇宙天体；同样，相关相近的义族、义和个体的义系构成规模更大的义域，一定数量的义域和个体的义、义族甚至义系共同构成整个词义体系。用宇宙构成譬况词义系统的构成，可能不十分贴切，但这样一譬况，就使词义系统形象化，具体化了。如果承认宇宙是个立体空间的话，那词义系统当然也是个立体式网络。因此，义位、义系、义族、义、义域等单位并不是单线条断层次的递归关系，而是多线条超层次的立体关系，不同的单位可以处于同一层次，同一单位又可以递属不同的层次。比如在义系一层中，并不是所有的义系都可以联系得上的。音义同源的归属于义族，意义相关的归结为义。那些毫无联系的义系呢？当然不能随便拉进义族或义，但又不能就此把它抛弃，因为它毕竟也是词义系统的一员，于是就只得以“个体户”的身份进递到上一层中，从而与义族、义并列。在上一层中，由于限定条件的放松，有一些“个体户”终于跟大单位攀上亲缘关系，从而联结为更大单位组成更上一层。但也许
还有些“个体户”仍然跟它们无关。就只好继续上升。如果每层都拉不上关系，就只好成为词义系统的“直辖个体户”了。照理类推，层层都可能产生“个体户”。这样一来，我们想要用简单的不重叠的平面或线性图来反映词义系统的构成模式，就相当困难了。所以这里试用框架加线条法来示其意（实框表有某种联系，虚框表无任何联系；实线表有联系而聚合，虚线表无联系而过递）。
有了这样的系统，我们就可以下推上溯，左右联系，从而执简驭繁，掌握古代汉语词义。这种词义系联
性，王念孙的“义通说”和“义类说”⑦似乎已经接触，但没有条理化。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义位、义系、义族、义和义域，还没有依据作出大致的估计。这是个薄弱环节，也是个难题。上述词义系统是从表层结构说的，词义的深层结构单位是义素，义素的研究是词汇学的基础工程，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目前也还没有充分展开。
词义的演变规律，倒是有不少人研究，但结果和提法很不一致。我们认为，要谈词义的演变，首先要确定观察的基本单位和参照物。从前述的词义系统看，考察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义系和义位，那其参照物当然是同义系的其他义位和同义位的其他义素，还有时段和地域。一个义系一般就是一个词（不是字），如果以此为考察单位，那其义位的演变情况不外乎三种：（1）义位增殖，其增殖手段有引申（包括间接引申）、渗透、裂变和修辞等；（2）义位减失，其原因可能是别的义系增殖了相应义位或者是新的词义系统中没有该义位再存在的价值；（3）义位转移，即能指不变，而所指前后不同。这中间可能省略了义位增殖和义位减失的过程，同时也受到整个词义系统的制约。其形式有事位与事位的转移，物位与物位的转移以及事位与物位的相互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义系中义位的演变，从不同时代断面来进行比较，是有上述三种情况，但从其演变过程看，这三种情况又是有层次有关联的。一切演变都必须从增殖义位开始，没有增殖就不会有减失（除非义系即词死亡），而没有减失，也就不会有转移。所以应该历史地综合考察。
如果以义位为观察对象，那由于义素的增减或更换而引起义位的演变情况，一般有下列几种。（1）抽
象变具体。这是因为增加了某些限定义素而引起的，它使义位的外延缩小而内涵更加明确。（2）具体变抽象。这是因为减少了某些限定义素而引起的，它使义位的外延扩大而内涵变得模糊笼统。（3）无情变有情。这是增加或褒或贬的感情义素而造成的。（4）有情变无情。这是减失或褒或贬的情感义素而引起的。（5）此情变彼情。这是更换或褒或贬的情感义素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词义的实际演变并不是一次完成或朝着单一的线索演进的，各种演进形式往往交错在一起，如果不是定点定时地比较，而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探求，则往往更难，也更有意义和价值。王念孙所谓“引申触类，反复旁通”，就带有综合的味道。另外，具体词义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受到词义系统的制约，同时又对词义系统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这也是要注意的。
三、词与词、义与义之间的关系
这涉及到通常所说的同义词、反义词、同源词、同音（同形）词等等。同义词反映了义系之间有相同义位的关系，同义词的义位还经常呈现出平行的对应系列性。同源词反映了义系之间音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关系。同音词反映了义系之间的同形关系。反义词反映了义系之间有相反相对的义位的关系，不仅不同义系中有反义现象，同一义系中也有反义现象，如“陶”有“喜”“忧”两个相反的义位，“毓”有“长”“稚”两个相反的义位。人们习惯把这种现象拉入训诂学范畴，称之为“反训”，这不尽合理。因作为训诂方式，并没有什么“正训”与之对立。林仲湘《古汉语多义词中的对立义》⑧一文，把“反训”放入词义学的
研究范畴，根据“反训”提供的材料来探讨词的对立义，是应该肯定的。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词与词、义与义的关系时，必须要有时空观念，要从纵横两方面进行比较。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本是共时的范畴，但也有历史的成因；同源词本是历时概念，却常常有共时的现象。
除上举几组词的关系外，还有几种义的关系需要论述。
（1）本义和变义。本义是词的最初意义，变义是指源于本义的后起义，包括引申义、裂变义、渗透义和修辞义。词的本义不同于字的本义。词的本义往往很难求得，但有两条途径可以考虑：一是考察一组相关意义的变化程序，能摆在最前面把其他意义有条理地串起来的意义，一般是本义；二是联系同源词来考察，与某词同源的一组词的共有义素，往往就是该词的本义。讨论变义，应该交代变化的原因和方式。
（2）命名之义和表达之义。命名之义是王念孙提出来的，它指某词所以得名的根据，亦即张永言先生所论述的词的内部形式或词的理据⑨。表达之义指语词在交际中实际传达的信息。命名之义往往反映该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某一或两个特征，具有稳固性；表达之义则往往包含比命名之义更丰富的义素，并受言语实际的影响而具有可变性。
（3）深层“隐含义”和表层“所指义”。⑩“隐含义”常常就是“命名之义”，但有时比命名之义更宽泛，在一个义位中，除中心义素外，其他的次要义素都可以说是隐含义。“所指义”大致相当于“表达义”。隐含义总是
小于所指义，而命名之义却可能跟表达之义一致。
（4）构词义和用词义。构词义相当于词素义。在单纯词中，词素义就是用词义，但在合成词中，词素义往往不等于用词义，所以构词义和用词义的关系主要是指合成词而言。
上述几组意义是从不同角度立说的，因而它们相互交叉而不全同。“命名义”、“隐含义”、“构词义”都是指词的深层意义；“表达义”、“用词义”和“所指义”都是指的词的表层意义，它们包括“本义”和“变义”。
四、词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词汇学与训诂学、语法学、修辞学、文字学、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等各门学科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古汉语词汇学应该对它们加以阐述。如果着眼于其他学科对古汉语词汇学的作用，则似乎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诱导新词新义的产生或旧词旧义的消亡；二是制约词形或词义的发展变化；三是确定和显示具体环境中的词义。总之，相关学科对于古汉语词汇学中的某些现象可以提供解释依据。
五、词汇研究简史
词汇学史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属于语言学史的范畴，而不应该是古汉语词汇学的内容。但在目前只有“训诂学史”、“语法学史”、“文字学史”、“音韵学史”，而没有“词汇学史”的情况下，古汉语词汇学对此却不能不顾。客观而系统地总结两千年来汉语词汇的研究历史，甄别和评判传统语文体制下的词汇研究
成果，对建立现代的古汉语词汇学无疑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