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读书笔记
一，历史形态
“我是从寻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见做法。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岁片，这就是文明。人类在解释某个小事物之前，总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大范围的单位以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间后，我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的过程中抽出我的线索，以便为文明史构建起一种‘模式’。我通过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
二，文明的起源
“在把我的马匹聚拢起来之后，我现在要赶着它们上路了。引起一种文明降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先试着从种族角度去寻，然后又考虑环境的因素。我发现这两种解释都难以令人满意，
因为它们以为生机勃勃的生命与死气沉沉的物质没什么两样，均要受无情的自然规律的支配。我因此要去寻一种适合于生命的解释，在人类事物方面，这是指自由的意志。我在深入了解神话和宗教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神话和宗教表明了创造，而创造则是我称之为挑战和迎战之间发生的一场遭遇战的结果。随后，我试图发现影响挑战和迎战相互作用并进而在实践中发挥创造力的局限是什么。为此我考察了一系列可供检测的案例，我发现，尽管一个文明的降生需要强有力的刺激，但这种挑战绝对不能过于严厉，以致扼杀了人民的创造力。”
三，文明的成长
“一个顺利降生的文明，已经越过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困难的阶段，是否今后就能自然而然地成长壮大呢？某些降生后不久便停止了生长的社会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所以这促使我去考察成长本身的性质。一个处一再不断成长中的社会，在对一次挑战做出成功的应战并随之引发另一次新的挑战时，它似乎在把一次单个的运动变为一个运动的系列。我于是不由自主地要问：这种挑战和应战过程中的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是否有方向可循。在我看来，那种朝一个预定的目标必然前进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人类世界。但我也发现，就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成
长，可以根据这个社会领导者的自主力量在不断增大来加以衡量。我认为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操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
四，文明的衰落
“为什么有些过去的文明会衰落呢？我是断然不信各文明注定衰落的解释的，所以我把揭露决定论者的宿命观点作为本章的起点。在否定了决定论的解释之后，我要寻一个替代它的理论。我首先发现，持续成长所依托的进程原本是充满风险的。一个社会所拥有的那些创造性的领袖人才，为了带动没有创造性的众，就必须求诸于社会‘训练’。当领袖们的创造灵感消失的时候，这个‘机械设备’会转过来反对它的操纵者。然后，我不得不解释这种创造性消失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于精神道德的败坏，我们人类似乎在取得伟大成就的次日便有了败坏的趋向，而我们本来并不是一定要屈从于它的。因此我们自己要为此承担责任。成功似乎使我们疏懒、自私或自以为是。我收集了一系列明显的历史实例，说明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在每一个案中人类是如何走上歧途的。”
五，文明的解体
“衰落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无可救药的。单如果允许解体的过程继续下去，我发觉在大多数场合这个过程似乎都循着一个共同的模式：众开始疏远他们的领袖，然后领袖则使用武力来取代他们已经丧失的吸引力，以便保护自己的地位。我把社会的分裂划分成当权的少数人、内部的无产者、由处于边缘地带的蛮族人构成的外部无产者这样几个集团。我再对这些不同的集团在接受解体考验时所做的社会反应加以概括。我还发现，在恰好生在这个不幸年代的人们心中，相应地出现了心理分裂现象。不和谐的心理倾向大概始终潜藏在人性当中，现在它们发现可以为所欲为了。人们失去了方向，盲目地蜂拥到各条小路上去，以寻求逃避。较伟大的心灵超然物外，更伟大的心灵则试图将人生变成某种比我们所经历的尘世生活要高级的东西，并把新的精神进步的种子播撒在大地上。”
六，大一统国家
当一个社会解体时，它就分裂成三个部分，形成各自的组织。当权的少数人为了维护受到威胁的权力，把互相征战的民族统一成一个大一统国家。我之所以使用这个名称，原因在于这些帝国虽然没有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帝国，却也囊括了一个文明的全部疆域。但是，正如高级宗教与蛮族文化起源于外来因素的启示，大一统国家有时也是外来帝国建造者的作品。这些
事实使我重新审视了我的命题：一个文明是一个自足的、因而是可以自明的研究领域。我首先要搞清楚：大一统国家究竟是目的本身，还是超越它们本身的某种东西的工具？在考察了它们的某些组织后，我发现，它们在无意之中有利于高级宗教和蛮族，而宗教是最大的受益者。与此同时，虽然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从来都是地区性的和暂时性的，但是它们似乎预示着一种未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全人类将生活在一个政治统一体中。”
七，大一统教会
“在我看来，高级宗教的兴起极其重要，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新起点，仅仅用那些文明的兴衰不足以说明它们兴起的原因。我想证明的是，它们不是垂死文明身上的寄生物，也不简单地是新文明但是前的蝶蛹。相反，我认为，高级宗教本身就是一些新型的特殊社会；它们的目标在于使人民能够到个人与超验现实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尽管至今它们也未能实现这种精神抱负，但大多数宗教已经走出了最基本的一步，从它们借以诞生的特定文明的襁褓中挣脱出来，而面向全人类。然而，有些宗教违背了初衷，因制度化而变得组织僵化、观念偏执。在历史上，宗教显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但我还是禁不住要问：宗教到底是什么？人们总是有某种他们称作宗教的东西，但是他们信仰的对象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我确信
它是真实的，虽然我明白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法证实的信念，但是我还是要试着说明，只有用一种超越人类现实的假设，才能使我们理解某些已被证实的人类情感。”
八，英雄时代
“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蛮族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我将描述这种蛮族的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上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九，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
“如果我们承认单个文明并不总是可以了解的研究领域，那么我们似乎就应该更仔细地考察文明之间的接触。我想搞明白的是，当两个同时代的文明发生密切的文化接触，而且通常有一个文明正日趋瓦解之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由于大多数高级宗教都是在若干文明混合的地区兴起的，因此这种接触显得格外重要。我首先确定这种接触的事实，然后根据这些事实来考察那些令人不安的，甚至往往令人惊骇的后果。我发现，‘侵略性’文明往往把受害一方污蔑成文化、宗教或种族方面的低劣者。而受害一方所做出的反应，要么是迫使自制机向外来文化看齐，要么是采取一种过分的防御立场。在我看来，这两种反应都是轻率的。文明接触印发了尖锐的敌意，也造成了相处中的大量问题。但是，我认为，唯一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双方都努力地调整自己、相互适应。高级宗教就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今天，不同的文化不应该展开敌对的竞争，而应该努力分享彼此的经验，因为它们已经具有共同的人性。”
十，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
“同时代文明之间的接触并不是文明与文明发生接触的唯一方式。当一种已经死亡的文明在一场‘复兴’中又恢复了生机时，现有的文明也会与之发生接触。我认为‘复兴’这个词不应仅限于希腊文化在意大利的‘复兴’。复兴是许多社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除了在意大利中世纪晚期
限于和近代早期的表现外，还发生在其他领域里。许多人似乎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看作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再生。但是我认为，一个幽灵远不如一个活生生的存在重要。我试图通过考察这些制度、思想和艺术的人为复兴来说明我的这一观点。我发现，如果一个社会接受旧事物的复兴，而不是去寻求一种新的创造起点，那么一个文明本身产生的天才就会被扼杀。”
十一，为什么研究历史
“如果在考察了历史的进程以后，没有追问，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写历史，那么我的这项历史研究就是不完全的。我认为，就历史这个词的客观含义而言，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与其他的人类世界观察家一样，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这就要求他们不断地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做出判断。这就需要分类。而且，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因为连续不断的事实是同时从许多溪流汇集而来。历史学家既然承认自己工作的复杂性，因此可能错误地提出决定论的解释。但是，我认为，情况也不必然如此。我相信，人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由地做出选择。我还相信，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学会如何做出选择，只要学会与超越人类的现实达成和谐关系，这种选择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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