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赞歌流徜在港城的上空
唱春，又称颂春、送春，始于汉代“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勾芒”。此青帝即春神。到了明代，在“村田乐”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成唱春，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我国早在春秋年代即有迎春之礼，迎春之时有舞、有唱，唱的是郊庙之歌，后迎春礼仪在部分地区的农村被简约传承下来，即为如今之“唱春”。明正德皇帝封冯阁老为“唱春官”后，唱春之曲艺甚为兴旺起来①。唱春人走村串巷、挨家挨户上门唱春，左手提春锣，右手握敲板，身背一只褡裢，站在家门口，见人唱人，见物唱物，唱词内容都是吉利和祝颂性的好话吉语，直唱到户主开颜，付给钱币或粮米糕点为止，另换他家再唱。
唱春是清末民初最为盛行的民间曲艺形式之一，或起源于常州地区，后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尤盛于江南一带，多在春节期间或立春前后农村举行迎春、送春等活动时进行。唱春的单档为一人独唱，自击春锣作间奏伴唱；双档为两人唱，通常将所唱“春调”的四句腔各唱两句成为对唱，伴奏则一个敲春锣，另一个执敲板。唱春可以在乡村沿门演唱，称为“门头歌”；也可到城镇走唱，称为“飘街”；若被主人邀请进门坐下来唱，则称“坐唱”。艺人往往代代相传，能者常会现编新词即兴演唱，以示贺春、祝福、祈愿。唱春所唱的曲调多为“春调”，五声徵调式，一般共有四句，分别落在商、徵、羽、徵音上。唱春有一定的程式和曲调，唱词大多是七言四句为一节，曲调有杨柳春调、滩簧调、四季调等，唱调轻快喜庆。用“春调”曲调变化或填词的曲子较多，在民间流传的就有《春调》《孟姜女》《十二样花名》《梳妆台》《手扶栏杆》《哭七七》《四季歌》《五更十送》等等，旋律委婉、细腻，常采用“鱼咬尾”和“曲调的反始性”方式衔接，
具有典型的江南彩②。
张家港拥有东莱唱春、塘桥唱春等形式，留下了许多唱本，内容包括民间故事、历史人物典故、地方民风习俗等，具有较高的历史价
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除了塘桥与东莱，张家港境内已知存在唱春活动的区域还包括大新、乐余、南丰、锦丰等地，同时在河阳山地区也存有唱春活动。从全市范围来说，以塘桥地区最为兴盛。
塘桥唱春，流传于塘桥、妙桥、鹿苑一带，已有600余年历史。在解放前后一个时期内，“唱春”艺人人数众多，传承谱系有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现健在的唱春人中最多的已有30余年的唱春经历。塘桥唱春的书目众多，目前搜集到的唱春传抄本有《祝寿歌》《结婚花名》《十二月花名》《十张台子》《十杯仙酒》《十把算盘》以及《珍珠塔》《玉蜻蜓》《白娘娘》《顾鼎臣与陆素贞》等故事选段。曲调主要有老调（长调）、杨柳青调、滩簧调、山歌调等。解放后，一些唱春人为歌颂新中国、新风尚、新气象，歌颂改革开放、社队工业和民营企业，又新编许多新的“春词”，如《赞塘桥巨变》《乡邻好》《赌徒泪》《咏梅》等。塘桥唱春的伴奏乐器主要是敲板和春锣。春锣又称“马”、“杏锣”，重约2斤，谐音“两京”（南京、北京），意含唱春唱遍四方。敲板型似朝笏，长约十三寸，暗示南方十三省，正面写有“龙凤官春”，背面写有“天下太平”。少数唱春者也用二胡伴奏。器具为褡裢，后盛物，前放钱。唱春毕，主人家必有钱或物相赏。唱春人用春锣接钱或物，不能数也不能嫌少，倒入褡裢内。张家港地区的其他唱春人，也大都使用类似之乐器和器具。
东莱唱春自明代开始流行至今，在上世纪50年代至期间基本绝迹。改革开放后，老一辈唱春艺人奔赴乡间街坊唱春、授徒传承，使得该项传统曲艺得以延续。说唱书目包括《董永卖身记》《世德堂》《龙凤官春》《十二月花名》《孟姜女过关》等，同时根据社会改革宣传需求，编写新词，如计划生育宣传、农村新面貌等。
唱春活动在沙上地区同样流布甚广，以南丰、三兴和锦丰合兴等地尤盛，是沙上人喜闻乐见的民间曲艺。内容涉及面极其广泛，几乎是半部沙上人的劳动卷、生活卷、古今风云人物卷、民间故事卷、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卷。沙上唱春演唱的程序被称为“三套”，即门套、中套和谢套。门套，即上门开头的套唱，类似于见面打招呼的套话；谢
套则是主人给唱春人钱物以后唱春人的感谢语。门套和谢套都以祝福语主要内容，目的在于取悦主家，有时会根据主人家的住宅、房间摆设、家人面相等随机选唱。中套是唱春的主要部分，其内容大都是唱历史故事与民间故事的。
乐余唱春常用的曲调有春调和锡调两种，有《十张桌子》《十把菜刀》《十把算盘》《十杯仙酒》《十二月花名》《药名》《十二个月四十八朵花》《十双绣花鞋》《三十六只鸟》等140多个曲目得以流传。
河阳唱春主要涉及凤凰镇所属的港口、恬庄、西张、西徐市等地，妙桥、塘桥、鹿苑等地及周边地区的
福山、谢桥、王庄等。西张地区的滩簧班子散伙后，个别成员转为唱春。河阳唱春所用的曲调主要是有春调、四季调、滩簧调、苏州景、杨柳青等。曲目有《孟姜女》《十张台子》《十双拖鞋》《十杯酒》，还有唱春艺人自己编写的祝辞等。
唱春艺术流传深远，在地方方言、文化习俗、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在全国各个流传区域各具特，即便在同一方言区，每个地方的唱春艺术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一是原汁原味的本土彩
由于张家港方言构成复杂，唱春往往也会使用该地区方言，例如塘桥唱春用虞西话，沙上唱春用老沙话，与众生活紧密地贴合在一起。在唱春曲本中，保留、活跃着大量的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方言词语，无论是一字词还是四字词，有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太使用了，却被保留在了作品中，展现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彩。
例如“三月桃花红喷喷，南山老虎实在能。（《十二生肖》）”中使用的形容词“红喷喷”，充满动态感与画面感，既有利于后文的押韵，又展现出农民语言与庙堂语言截然不同的生动活泼；“重阳美酒菊花香。满满尖来我不吃。……十二月里来过年忙，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真闹猛。（《孟姜女花名》）”不说喝酒而说“吃”酒，是吴方言的典型特征。唱春语言文白交织，部分唱段能看出文人参与的痕迹、用词也更贴近官话，但一遇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词语，本土特就喷涌而出，细查其中出现的“闹猛”一词，“噶闹
忙”是一个典型的吴方言用词，这里出现
“闹猛”的写法可能是为了显示与苏州市区吴方言的细微差别，更具地方特。“聪明伶俐回家转，痴眼懵懂做长毛。（《长毛花名》）”，“长毛（即太平军）”故事各地唱春中屡见不鲜的题材，但这句唱词笔者只在本地唱春曲本中见过，“懵懂”是一个连绵词，与“痴眼”连缀在一起，恰好与“聪明伶俐”构成对仗，又不显得生搬硬套，恐怕也是从本土生活语言中汲取了鲜活的养分，显示出本土唱春艺人灵活的语言运用能力。
二是成熟高妙的艺术技巧
比兴是古代诗歌的常用技巧，宋代朱熹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研究认为，汉族民间歌谣中的起段往往具有“起兴”作用，即先唱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景或物，在引起听众充分兴趣后再切入正题③。这个特点在唱春中表现的也很明显。
例如“春调”中流传最广、最有代表性的唱本《十张台子》在张家港多地都有发现，唱本经过数代唱春艺人的传唱，形式打磨得甚为整饰，文句明白流畅，押韵讲究，朗朗上口。“第一张台子四角方，岳飞挑小梁王。武松手托千斤石，姜太公八十遇文王。……第三张台子桃花红，百万军中赵子龙。文武全才关夫子，连环巧计是庞统。”《十张台子》每段第一句都在描写台子的形态，实质上与后文的民间传说基本没有关系，哪怕略去不看全文也明白可懂。在“起兴”句中使用农民生活司空见惯的东西，除了可以吸引
听众注意外，还起到了提示换韵的起势功能，实现一段一韵，而不是一韵到底，并通过起句的定韵作用，让整部唱春变得气韵通畅，更加朗朗上口。其次可以看到首段压江阳辙、三段压了中东辙，在发音上还是有接近之处，说明唱春艺人在创作时已经考虑到了换韵的方便性与可听性问题，显得结构完整，有条不紊，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曲艺创作了。
而同为《十张台子》，沙上唱春搜集到了四种版本，差异较大的有两种，其一为上文所说的朱桂良唱本，另一为丁仲明唱本。上文提及的朱桂良的《十张台子》中的每句起兴句是根据台子的特征唱的，
春天的赞歌“如第一张台子四角方”；而丁仲明的《十张台子》中的每句起兴句是根据台子材质唱的，如“沉香木台子第一张”。朱桂良的《十张台子》中罗列了20多个人物，常用一句词概括出这一人物的主要事迹或典型形象，令人一听便明；丁仲明的《十张台子》则每节列三个人物，并以相同的行为举止来组合，如三皇、三算、三坐、三救驾、三吃酒、三小、三造反、三庆寿、三元帅、三戏弄，显得十分齐整，反映了民间艺人结构唱词的匠心、技巧与智慧④。由此可见，一些唱本经过数代唱春艺人的传承传唱，艺术技巧运用娴熟，已兼具形式与韵律之美。
三是亟待发掘的学术价值
唱春除了带给人精神的享受，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外，由于流传甚久影响甚广，其描绘的历史传说与社会生活业已具有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价值。例如流传在张家港的《长毛花名》就值得引起重视。这
部作品概略地记叙了咸丰十年（1860）前后，太平军与清军及地方团练在常熟、江阴及沙上地区进行“拉锯战”的情况；涉及一些具体地名，如湖桥、祝塘、郁家桥；并提到一些当时的人名，如庞探花（庞钟璐）、姜家祥（张嘉祥）、黄元昌、徐义等，带有很鲜明的纪实性，能够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在苏州、乃是张家港地区的活动历程与清政府应对手段的良好佐证。
从题材上看，由于唱春活动在张家港全境流传甚广，历来研究中所提及的唱春题材在张家港基本上都能到对应的曲本，包括时事政治类、社会新闻类、劝善戒恶类，地方风物类、市井百态类、烟花柳巷类、家庭生活类、民间传说类等，一些曲本已经发掘，更多的仍然保存于唱春艺人手中，经过系统的发掘、梳理与研究，将与小调、山歌、宝卷、锡剧、评弹等本土戏曲一起，为今人展开一副清晰动人又充满活力的民间生活风俗画。
再如，本地唱春有一篇《孟姜女花名》值得引起别样注意。《孟姜女》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汉族民歌小调题材的代表曲目⑤，其相关作品往往是各地唱春的代表作，甚至辞海一度下论断：“唱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