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以美和善重铸民族灵魂
作者：白玉红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第06期
        摘 要：美与善的自觉融合是沈从文作品独特的文学境界。他希望通过非现实功利性的文学表达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功利性目的，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的二元划分在沈从文这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既有现实目的，更有超越现实的指向。沈从文以一种不同于同时代的美学风格，给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别样的选择，也使其独特性显得更加突出。
        关键词：沈从文 善 美 重塑民族品格
        沈从文携着以湘西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踏进文坛，以美与善筑起其特有的文学境界，极力通过原始、古朴的湘西乡土文化中仅存的古老的民俗风情，来展现自然和人性美的理想境界，即使面对现代社会潮流冲击下的湘西，他仍执著地以极大的热情挖掘“堕落趋势理想人生”中尚未完全丧失的纯朴、美好的人性，从而使作品具有引导人心向善的力量，并以审美的方式达到其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品格的目的。
        一
        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中，自然生命的兴衰枯荣是有自己的节奏的，自然的就是美好的、无可指责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原生态的人生形式，同时通过一系列人物表现出纯朴善良的人性美。
        沈从文用自己的爱心感受自然与人世间的一切，用笔描绘着美丽的湘西世界，那里的山山水水无不让人心醉：“月光淡淡地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富于光、和谐雅丽的诗歌”，山寨中、树林角上、平田的一隅，“飘扬着快乐的火焰”，还有清亮细碎的马项铃和沉静庄严的铜钵的声音。特别是那划龙船的蓬蓬鼓声刚刚响起，这边渡口上的人还反应不过来，那灵性十足的黄狗便“汪汪地吠着，受了惊似的绕尾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吠”……
        自然环境是美的，生活于其间的人的生存状态更是令人惊异的。原生态的人生形式和自然的生命形态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的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印记。沈从文通过创作民间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猎奇，而在于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玄想来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来展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主观感情。
        沈从文善于将人物放置于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纯自然的生存状态中去刻画和表现：那里既没有阶级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因素，也没有原始社会中落后、愚昧野蛮的一面，人们如同生活在伊甸园，除却自我人性的不断追求和不断满足、完善外，没有任何来自世俗红尘的人生烦恼。即便《月下小景》中悲剧的制造者是野蛮的原始习俗，作者为了不破坏完美性，在两个主人公活动空间中也将其隐入幕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月明风清、美人香草、柔情蜜意、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爱与和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某商会会长的女儿吞金而亡，由于地位悬殊，只能在心里爱着她的豆腐店老板，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根据当地风俗，“吞金而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人，只要有异性伴睡即可复活”，于是将她的尸体从坟中刨出，背到山洞里去“睡尸”，……作者从这看似怪诞的现实生活中到一种浪漫的精神寄托，一种强悍的灵魂力量，一种超越伦理道德束缚的生命的质朴和真诚。即使描写土娼制下畸形的男女，他也力避猥亵的场面，而以近乎偏嗜的笔调纵情挥写那种充满着原始野性的生命形式。《柏子》里那个拍击风浪，灵活得像“妖洞里的喽罗”的水手柏子，为了和吊脚楼上相好的两月一次的约会，竟可以花去全部积蓄而不留后路……
        沈从文用独特的方式表现其笔下人物美的特质：他不注重人物的外部特征及其形式上雕塑式的完美，而是强调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命运的冲突，并通过这些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在特定
历史背景和民俗文化氛围中不同的命运和遭遇，来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些特殊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在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上，也许只是一个简约符号式的速写，或者“清风般”无典型特征的形象，如翠翠、夭夭、三三、萧萧、阿黑、三翠、桂枝……他们在人物的外观、体态上极为相似，“被山风吹得黝黑的皮肤，水灵灵般鲜活年轻的生命，水晶般清莹的心灵，一条乌梢蛇般油亮的辫子”，甚至连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极为相似，翠翠始终与渡船连在一起，三三总离不开她的碾坊，夭夭的时间全部花在桔园里；至于萧萧、三翠等童养媳，劳动更成为其生命的全部内容，“喂鸡养鸭、挑水种菜、推磨碾米，无事不能亦无事不做”，劳动生产成了她们的本能；她们不仅无好逸恶劳观念，反而厌恶“戴金穿绸，进城坐轿子，坐在家里打点牌，看看戏，无事可做就吃水烟袋烤火”等乡下人所说的福气。
        二
        沈从文讲述的故事无论是喜是悲，其人物形象的性格在本质上都是善良的，他们都保留着湘西世界特有的原始的也是最纯朴的善。
        然而，沈从文的善的观念是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规范的。道德标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是具体的，也是变化的，并无固定模式，如果以某种人为的道德模式为标准对我们的生
活予以控制，那无异于画地为牢，特别是对于道德和艺术这一对似乎永远冲突和敌对的范畴而言。沈从文是立于艺术对道德的超越性一端的。如果说道德试图以体的标准对个体进行压制，那么艺术则恰恰相反，它无视道德对个体的框定，只求个体的审美价值的张扬。在他看来，自然生命本身就是属于非道德范畴的，其自身就构成了生命自给与满足，人的生命的自然性与社会伦理的规范性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消除的，对于真正的艺术精神而言，任何世俗的道德是没有意义的。
        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善”是一种终极性的道德指向，超越任何现实目的，是对生命的一种信仰。因此，他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善是一种抽象的善，他反对读者和批评者在他的作品中寻确定的思想和意义，用通行的价值标准如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等去解读沈从文的思想和作品，势必出现误解和偏差。
        另外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善与美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美与善的融合是沈从文独特的文学境界。但与传统观念中美对善的依附关系不同，善与美在沈从文这里是鼎足而立并且互相制约的。对于善的超现实目的的理解，就决定了沈从文所追求的审美形式必定是抽象的，因为超越现实性的美必定指向美的形式，善与美在沈从文这里须臾不可分割，或者说他
们本来就是同一的。在沈从文这里，美与善统一于一种最高境界的生命形式，在这样的境界里，美与善是互相包含的。正因如此，在沈从文对生命的信仰、对自然的崇拜这种善中就包含了审美的人生形式，而这种具象而抽象的美又体现了沈从文的一种人文关怀。若没有这种美反而使善居于文学观念的中心，或者弱化这种美的含量，沈从文就与主流的文以载道的作家没有什么不同。同时美的指向又必须是善的，必须给人以精神的提升。
        三
        沈从文认为，人生是由“生活”和“生命”两部分构成的。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没有“生命”。正是基于这种对“生活”与“生命”的理解，沈从文才提出了重塑民族品格的命题。
        对于沈从文来说，这种改造必须以审美的方式来完成，与主流作家注重社会改造不同，沈从文看重的是人性的完美和提升。沈从文并不一味地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他显然既不是有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的作家，但同时又不完全等同于躲在艺术的象牙塔里的非功利作家。在沈从文看来，文学更高的境界应该是对于抽象的生命和人性的认识，他把他自己的创作就定位于对于普通的人生的认识上。
        沈从文坚信，文学具有改造人心的作用，而且坚信这种改造较政治更有效、更长远。在他看来，人性中存在着一些跨越时空、远离现实的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对这种人性和抽象精神的表达正是文学本身的诉求。正是因为文学有从深层上改造人性和国民品格的作用，所以沈从文希望通过创作塑造真正健康优美的国民品格。他一面真实、冷静地摄取变形后湘西林林总总的丑恶社相，一面热烈而真诚地在扭曲的心灵中抽取美的因素，在尚存的纯朴的乡村文化中打捞属于重建民族文化的基因，真实的摄取加上想象的作用，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凸现出一具有美的素质和品格的乡下人，形成一种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把童年时代留在心灵里的湘西民性的美好印象，剪除乡村宗法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剪除人性中被挤压而扭曲的部分，升华而起，用幻想加以丰富，用痴情酿成诗，谱成一曲理想人性的梦幻曲，通过对理想人生形式的再现以启迪人们精神层面上的反思，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理想人生形式的再现主要体现在《边城》和《长河》中。
        《边城》在彩绚丽的湘西边城自然景观的映衬下，在散发着醇厚的人情味的风俗画面中，所有的人都善良、正直、热情，从祖父到翠翠，从船总顺顺到天保、傩送兄弟，他们都
有着简单而执著的信仰，在宁静纯朴的生活中跃动着生命的坚韧活力。作为小说情节核心的是翠翠和傩送兄弟俩的爱情故事，三者都显示出热烈、深沉、忠贞、崇高、正直的品质。这是作家理想的地方民族性格的梦幻，也是理想人性的梦幻。很明显，沈从文是清楚地认识到边城的理想主义和梦幻特的。小说描写的不是湘西边城的现实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是对人类之爱的一种诠释。这梦蕴含着沈从文对民族性格和人与人关系重造的真挚而热切的希望。
        《长河》是以30年代中期沅水流域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写出一平凡的湘西人民在生活中的“常”与“变”，全篇笼罩着一种风雨欲来的历史使命感。理想的生命形式在时代风雨的洗礼中走上了更高的阶梯，老水手满满坚韧开朗、饱尝人生艰辛而洞悉世情，直面残暴现实且从不逃避，比起《边城》中老船工对命运的哀怨和生命的崩溃，他的勇气和信心要强得多。年轻一代的夭夭，三黑子们一改翠翠的温柔沉静，他们活泼机敏、大胆乐观，就是在“新生活”已经扰乱了乡村的平静时，夭夭还能“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浮游的瓜藤菜叶，自在从容之至”，面对保安队长为首的邪恶势力的压迫，她有一己之见，她认为“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三黑子也发誓：“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拿斧头砍一两个。”在夭夭和老水手满满等人的身上，跃动着生命的神性光彩，理想的生命形式在他们身
上得到了现实而深刻的诠释，他们是湘西世界的希望，也是民族的希望。
        四
        沈从文希望通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美与善达到改造民族品格，重塑自然、健康、优美的民族品格，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必须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境界。沈从文实际上希望通过非现实功利性的文学写作来达到改造民族品格的功利性目的。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如“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作家）之间的二元划分在沈从文这里却有机地连结在一起，不仅有现实目的，更有超越现实的指向。
        对沈从文来说，他既不同于鲁迅，又不同于后期的周作人，他试图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得到体的理解和认同，这样做似乎冒着更大的风险，也预示着一种不太乐观的结局。沈从文是一个反叛性很强的作家，一种生命不断向深处延伸的执著使沈从文无视当前流行的价值观。但他的文学梦想却在现实面前步步后退，即使这样沈从文也没有违背自己的文学信念，他宁愿放弃文学而转向文物研究，而他的文学梦想最终也只有淹没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