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士人的心理建构
摘要：为了梳理出唐代传奇作品中士人创作心态嬗变的轨迹，进而在与唐诗创作心态的比照中全面展现唐代传奇作品的创作风格、特点，概述了唐朝中期传奇作品中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开疆辟土封妻荫子的建功心态。在与诗歌创作心态的对比中，解析传奇作品创作心态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由此描绘出唐代文人独特的审美观、创作观、价值观，便于全面、系统把握唐代文学创作心理。
关键词：唐传奇；繁盛期；儒家思想；士人心态；科举
唐建中初至大和初的四十多年里是唐传奇发展繁盛期。这时以《任氏传》、《李娃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唐传奇作品均反映了唐代士人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纷繁复杂的情感故事。与唐诗相对比，传奇作品表现更多的是文人理想之思，是对高官厚禄、才子佳人爱情的美好憧憬；而诗文则表现为文人的一种社会理想，是一种人格独立的精神。与诗文中表现的科举心态不同，传奇作品集中流露了士子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封妻荫子的建功心态。
一、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
《李娃传》、《莺莺传》这两篇传奇虽然披着爱情的外衣，但实质上表露了作者甚至是有唐一代士人们对科举功名的执着、狂热心态——爱情虽美好，功名价更高。追根溯源，唐代士人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是中国官本位思想孕育的结果。中国文化植根现实、关心现实，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化，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几乎中国所有的知识和学问都带有深厚的政治情结。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1]中国的士人阶层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建立在出将入相的科举仕途上，因而具有强烈的入仕愿望，这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则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2]。在封建社会，官位是衡量士人学识、道德、荣誉、地位的重要标准，做官就是士人阶层始终不变的事业，历代士人对仕途趋之若鹜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诗歌和传奇两种表现形式中，士人科举心态的表现不尽相同。在传奇中对科举的热衷表现较为间接，最常见的主题是爱情或婚姻，科举只是一个陪衬。这时的传奇作品继承了盛唐诗歌的浪漫情思，但是又夹杂着中唐诗人那种对现实残酷的清醒认识。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于中唐士人们对理想的渴望以及对现实无奈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士人在传奇作品中一再表现
对科举的狂热心态，不管直接或间接，另一方面却大量描绘自己曲折感人的情感故事，这不能不说是矛盾的。传奇中的士人形象大多是科举落地之辈，他们报国无门，只能转向个人情感世界以自我安慰，从中透露出的是无奈与感伤。而在诗歌中，无论是盛唐还是中唐，与传奇相比，诗歌表现出对科举的热衷比传奇要强烈得多。诗人们可以在诗中表达对科举功名的渴望、对求谒落魄的无奈、对金榜题名的喜悦、对久困科场的徘徊失望等等。传奇作品虽流露出士人对仕途的强烈的功利心，但更多的是对科举的反思、是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因为传奇作为当时“俗文学”，一种新兴文体，为广大落魄士人提供了广阔的情感宣泄空间，士人在此可以一抒己情，反思科举、追求爱情，回认同感，这些都是诗歌所不具备的功能。
二、封妻荫子的建功心态
在唐朝鼎盛期，一批士人沉迷于青云直上、封妻荫子的美梦中不能自拔。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沈既济的《枕中记》告诫这些士人们，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往往是黄粱一梦、不堪一击。《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是当时士人们建功心态的形象写照。传奇中的士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金榜题名，而更渴望建功立业、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科举登第只是他们踏出理想人生的第一步，仅仅只是开始，攀附名门、高官厚禄、出将入相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从传奇中可以看到，这时的士人想达到高官厚禄走的是联姻名门，攀附权贵；而诗歌虽然也表现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但从盛唐开始，诗人们一直是希望沙场建功，名闻天下，走的是军功立业的道路，虽然时至中唐，这种雄心壮志已经不多，但诗歌中依然继承了这种高洁的人格精神。传奇明显接受了盛唐诗歌中的这种理想人生观，在科举及第，美满婚姻之后，便寻求建功边防，为君主排忧解难，而逐步青云。不过在传奇中，士人们在继承前人的理想之中还夹杂着现实或者说是人性的阴影，以至于没有盛唐士人那样气格伟岸。
开疆辟土封妻荫子的建功心态是士人们执著科举心态的延伸，是士人的一种理想心态。这种心态是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思想在唐代特定环境下的具体展现。这一时期，士人激扬的是理想主义和进取精神，“独善其身”受到淡化，“兼善（济）天下”大行其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仅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如此，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是如此。这是这一时期士人的普遍心态。中唐士人虽不比初盛唐士人那样坚忍不拔、积极向上、一往无前，但也大多具有济世情怀，也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只不过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唐士人相对更脆弱、更消沉，典型代表是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在白居易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中唐人的二重性格”，即“既主动干预生活，又消极退避”。[3]可以说独善与兼济之间，中唐之后独善思想占了上风。
傳奇发展到中唐，已经渐渐摆脱了初期那种纯粹的娱乐性，走向关注人生，关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无疑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小说观念的更新，以及社会的发展为传奇所提供的环境。这其中小说理论的发展、完善是唐传奇繁盛的根本原因。唐临在《冥报记》序言中写到：“……皆所以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仍具陈所受闻见由缘……庶人见者能留意焉。”[4]这代表了初唐文人对小说重要作用的认识。中唐沈既济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柳宗元的“滋味”说，进一步完善、充实、发展了唐代小说创作理念，进一步提升传奇文体的重要性认识。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也以文坛领袖之口强调了小说戏谑的合法性，提高了小说创作的整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了传奇作品的发展、成熟。柳宗元以《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进一步表明了对韩愈小说观的支持、赞赏，并以史为证，明确指出司马迁《史记》创作也是“取乎有益于世也”，对唐传奇发展和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努力，唐代小说的历史地位空前提高。传奇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优秀作品迭出，特别是在作品中形成的前序后跋的结构模式以及借小说人物之口针砭时弊，丰富、充实了“有益于世”的小说创作理论。另外，贞元元和年间诗歌的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古文运动的崛起，民间说话——民间小说——和俗讲的强大影响也促成了传奇艺术的提高。再者，唐朝经过一百多年尤
理想人生
其是开元盛世这个鼎盛阶段，为传奇这种世俗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至此传奇成熟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