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项菊（1966—），女，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一民俗是民众自发创造、约定俗成、并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经常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是与国家、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人文现象。有人类就有民俗。中国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既有丰富的典籍、周到的礼仪，也有丰富多彩而又相对统一的民间行为和思维方式；既有无需政令而自觉遵行的风俗习惯，亦有普天同庆的传统节日、生生不息的民俗事项，由此而形成的代代相传、共同遵守的生活模式，构建了华夏文明斑斓多彩的民俗文化图。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的地方性，往往和当地当时的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生重大礼仪如丧葬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仪式或手续，于是用不同的词语表现。民俗事项中这种用以指称一定民俗形式的特殊词语，即为民俗词语。本文拟以一些民俗词语为例，对鄂东丧葬习俗作一粗略考察。鄂东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地处“吴头楚尾”，境内土肥物丰，民风古朴。从历史的角度看，鄂东属楚国疆域，既受到过瑰丽奇谲的楚文化的哺育，又经受过吴越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区文化传统和文化特。鄂东丰富的民俗风貌、深厚的文化风情，从其有关丧葬的民俗词语中可窥一斑。
二
光绪《黄州府志》载称：“丧礼多崇佛事”，并有“愆期不葬”停棺于厝之俗。明代前葬礼尚简，至清初，朝廷
推行丧葬礼仪，致使“薄养厚葬”之风染濡民间。自是鄂东民间重视“白喜”不亚于“红喜”。人们认为，阴间和阳间是相通的，阴间的亡灵和阳世亲眷仍有某种联系，办好葬礼，彼此可平安无事，
否则就会让亡灵受苦，又给亲眷遗患无穷，故鄂东人对丧葬非常重视而又谨慎从事。某些人才及中年就备葬，办棺材，制寿衣。富豪自选墓地，读书人自刻墓碑。死期将至，乃缝“被套”
（即用白纸粘袋，上写姓名及出生时间，盖道士印信），内装纸钱及道士的“批文”（相当于到阴间的通行证）。另备“包袱”（皮纸粘）若干个，一一注明“某某收用”。民间以为，死人仍用铜钱，难于携带，得雇脚伕。故另备“包袱”一个，注明“脚伕收用”。死者弥留之际，子女守候跟前，陪伴死者，谓“守夜”。工作在外的子女赶回，亲眼看见死者去世，称“送终”。
（一）入殓报丧。
１．卷“晏草”。死者落气时，床沿不坐人，门口不站人，意在“不挡去路”。痰气消歇，子女跪地送终，同时搬蚊帐，旋卷“晏草”（死者原垫睡的草），送到室外烧掉（鄂东罗田、麻城、英山等地习俗），移死者于椅子或木板上，脚朝门口，头朝内。
２．烧寿钱。死者刚咽气时，于死者床前烧一定数量的纸钱，叫“烧寿钱”，并在大门口烧一堆纸钱，此即烧给接死者的钱。
３．请水。孝子或孝女撑着雨伞到村边取壶清水（来去的路上只能朝前走，不能回头），曰“请水”，以之给死者沐浴，象征性地上下擦三把。
４．小殓。“浴”毕更衣（须由福禄双全、夫妻健在、有儿有女的长者所为），此谓“小殓”。“老衣”（即寿衣）为三腰五领（即三条裤子、五件上衣，夹衣一算两。家贫者以假领假腰配足其数以代之）。衣料用丝、麻、棉布，不用皮毛，不行（ｈáｎｇ）棉絮。衣裤不锁边，不缀扣。“老鞋”为红布软底鞋。死者胸口盖压犁镜，脸上蒙一张草纸，称为“蒙面纸”，口中放一枚铜钱，称“含口钱”。
项菊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民俗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风俗习惯，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继承现象。鄂东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
南麓，地处“吴头楚尾”，其地域文化极富特，特别是其丧葬习俗。
关键词：民俗词语；鄂东；丧葬；功能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9）09-0196-03
从一些民俗词语看鄂东丧葬习俗
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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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踩路。更衣毕，或孝子拄杖绕房一周，叫做“踩路”（黄冈、新洲、红安等地习俗）；或让死者手托饭团，脚踩青砖，女儿、媳妇守候其下，名曰“接香”（蕲春、黄梅、武穴习俗）；或摊尸于门板上，枕布瓦，执皮纸扇，停于中堂，全家守候，待近亲瞻睹遗容后入殓（英山、罗田、浠水、麻城习俗）。
６．接气。尸体停放一段时间后方可入棺。孝子在死者入棺后，立即睡于死者床上，称为“接气”，以承接死者生前之财气、福气。
７．把信。其间差人向亲戚报告死亡消息，又叫“报丧”。
８．供灵、进棺、七灯、招魂幡、守灵。棺材置于两条板凳之上，棺头（头朝门口）摆张小桌，上放灵
牌、香炉、斗烛、一对酒杯、两双筷子，名为“供灵”。死者入棺，棺盖半掩，前拴白布，称“招魂幡”。棺下放斗，斗内点油灯七盏，称“七灯”或“长明灯”，并宰杀公鸡一只，以便给死者“爬路”。香炉前置一碗饭，饭上竖立一熟鸡蛋，直插一双筷子，称为“倒头饭”。夜里，子侄挨棺而睡，名曰“守棺”、“守灵”。
９．搭孝棚、答祭、祭轴、下礼。死者去世后，在屋前搭棚，以接待前来吊唁的人。亲友闻讯，即携香纸、爆竹、祭轴、挽联、供品前去吊唁。往吊者上香三柱，敬三爵（酒三杯），行三拜，孝子陪之，谓之“答祭”。祭轴（今多为毛毯、被面、床单等）挂于壁间。“下礼”指死者直系亲属（多为晚辈）对前来吊唁者下跪，若吊唁者辈分比下礼者大，下礼者则双膝下跪，吊唁者以单膝下跪，以示回礼；反之，下礼者单膝下跪，吊唁者则以双膝下跪。
（二）荐亡哭丧。
１．请道士。停棺期间（一至三天），要请道士（本区民间道士为替死者说好话的巫），看坟山、坟墓。道士进门，洗手烧香，用皮纸给死者封包袱（即钱袋）。封就，写表文，向天界、地府报告死者平生要事。准备就绪，击鼓奏乐，上三牲供品，唱读荐亡书，随后宣读祭文。鄂东罗田、麻城等地有出丧请道士唱十二月“散花词”之俗。
２．封梓。唱罢祭文，送包袱到村外烧化，撤祭，“封梓”（即盖棺）。
３．哭望乡台、叫茶。封了梓，哭丧者集于棺材前，哭声与道士的唱声呼应。道士高唱，哭者低泣；道士停唱，哭者放声。除了活人哭，还要想象死人也“哭”，故谓“哭望乡台”。俗谓，人死三日，灵魂尚未入冥府，还会想念家乡站在“望乡台”上啼哭。既哭，口必干，想喝茶，故域人摆茶于门外，供其“自饮”；是夜孝子捧茶出屋，家人及邻人跟随，绕村三周，边走边喊：“某某回来喝茶，莫在路上买茶喝！”从者呼应，此谓“叫茶”。
４．哭丧棒。用竹棍与桐木棒制成，棒之一端裹麻布，缠红、绿、白三纸条。白代孝子，红代其孙，绿代重孙，共同表示子子孙孙福荫长庇。出殡时，死者亲属戴孝，举“哭丧棒”随之，棺落地，插棒于坟上。
（三）下葬出殡。
１．厝或沙、打井、暖井圆子。鄂东民间重棺葬，棺葬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或“厝”或“沙”。“厝”即小厝屋，棺搁地面两至三年；“沙”为简单墓井，棺埋地下数年再葬。第二步，请“地仙”看风水，选好墓井，由专人挖掘，叫“打井”，看好日子正式
落地。一般要于井上吃“暖井圆子”。暖井圆子即为用米粉做成的小圆饼，蒸熟后由专人送给打井者吃，小孩在大人示意下折木棍去抢食，以求平安。
２．出殡、大班、龙杠。抬棺出屋称“出殡”，出棺叫“抬殇”。抬殇者为八至十二身强力壮的青壮年，谓之“大班”。“龙杠”即粗圆、长大之实心木杠，和“龙绳”皆为抬棺之用具。抬主杠的叫“抬龙杠”。
３．祭杠、暖棺、吃福饭、压丧。祭杠各地形式不一。罗田、麻城等地起棺前由龙杠师傅酹酒祭杠，其时棺下置一饭甑，名“暖棺”。棺起，孝子坐甑面，称之“接气”。抑或让长子抱抱甑，骑上棺，以手抓饭给弟妹、晚辈吃，称之“吃福饭”。棺材起身时，孝子须坐在棺材上，叫“压丧”，并让人向棺材上摔碎一只酒壶，叫祭龙杠，以求上山顺利。
４．路单、路灯、路祭。抬棺起步，道士烧化“路单”，同时鸣爆竹“发引”。孝子擎引路幡骑棺数步而下，然后低头前行，不得回头，逢险处，一一叩首求安。夜间出殡，沿途各户放“路灯”、摆“路祭”。
５．下已、暖井。棺材抬至墓地，依道士定的时辰“下已”（下葬）。时至，烧纸钱“暖井”，并烧“地契”（道士书写的租、买墓地契约）。墓井中心用纸钱摆个“王”字，表示安稳如王，随之移棺入内。孝子捧把土撒在棺头上，表示落土安息。
６．送烟火。出葬头三日，亲属每日傍晚送一只稻草扎成的烟把，点燃，放在坟旁，或送蜡烛，故亦叫“送灯”。民间认为死者为新鬼，人生地不熟，送烟火或蜡烛给他照明。
７．回煞。人死后第七日，于大门口撒些草灰，门虚掩，门缝放一鸡蛋，桌上摆好供品，以招引亡灵回家探视，称为“回煞”。此为“头七”之事。
８．拦坟。从下葬日起，每七日为一“七”，共七七四十九天，俗称“七七”。逢“七”必去坟头祭拜，或请道士做法事，曰“做七”，以“头七”、“五七”、“满七”为重，此谓“拦坟”。
９．烧灵。“供七”的标志是灵牌和“灵屋”。“灵屋”用蒿（篾）棒绑扎，以彩纸剪花糊之。一般用米粉做成粑，垫在灵屋的四个脚下，一起焚烧。
１０．吃大肉。葬毕人归去，主家设宴“办白喜事”，俗谓“吃大肉”。大肉古称“胙”，肉块长三寸，宽二寸，厚一寸许，吃不完可带走。客人向主家讨块大肉带回家中给小孩子吃，认为可保无病无灾、长命百岁。送到山上的大肉须用手或树枝夹着吃，叫“散灾”。龙杠酒席全用红烧肉，一斤肉只切四块，每盘十二块，以待抬龙杠的人。或曰大肉另一作用是“润龙杠”。抬棺途中，龙杠绑在棺材的正上方，扁担在龙杠下面，龙杠和扁担间用活榫连接，以方便抬棺的“八大金刚”择路和转向。故为加大活榫转承的灵活性，往往夹块“大肉”增强润滑度，以减轻人们的劳累。“吃大肉”一词平日忌说，送礼若为猪肉则不宜剁成大块。
三
民俗是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积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婚丧喜庆礼仪不一，有的独标一帜，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在方言中都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上文通过分析一些民俗词语，初步考察了鄂东的丧葬习俗，民俗词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对与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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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重要的认知价值。
１．传承功能。
语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主要是靠语言来传承的，人们生活中大量的社会文化活动也是靠语言来实现的。”［１］语言和民俗具有相互渗透的关系。语言是无所不在的，它必然活跃在民俗领域，因此民俗事像必然要在语言中有所反映。一般说来，“民俗是第一性的，先有某种民俗，然后才产生和这种民俗相联系的方言词语；反之，民俗的形成和推行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形式，必须有一套和这种民俗相联系的独特的词语。”［２］这些独特的词语，对于民俗的形成和固化具有促进作用。
鄂东丧葬习俗作为鄂东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广泛，流传至今，同样离不开语言的传承功能。如前所述，“哭望乡台”、“叫茶”、“请水”、“暖井”、“暖棺”等行为方式，寄托了亲人对死者的哀痛和思念，表达了人们对死者的关心和祈福；“接香”、“接气”、“吃福饭”、“吃暖井圆子”、“吃大肉”等习俗，则是人们对自己和后人福禄双全、无病无灾的美好祈盼。人们生存发展离不开文化背景，“任何文化都表现为一些象征符号或符号系统，也表现为人在创造和使用这些符号过程中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３］（ｐ７）人们更愿意在物质生活里发掘属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因子，因此，人们不断地把对世界的认识、对事物和
现象的理解，通过一定的具体可感的形式或行为方式表现出来，这些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和丰富文化内涵的特定形式，又以语言符号即民俗词语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与人们生存生活息息相关必须遵从的习俗和法则，人们亦正是从履行这种繁文缛节的礼仪程序所带来的隆重庄严感中，去获得某种文化意义和心理价值的满足。鄂东丧葬习俗中的许多繁琐程序发展演变到今天，实际上仅代表一种具象征意义的仪式。如“吃大肉”，无论是出现在酒桌上还是被带回家的“大肉”，人们已很少吃或不吃了，“大肉”润滑龙杠的作用亦逐渐被忽略，“吃大肉”已和丧酒划上等号，变成一种象征符号，故在日常生活中“吃大肉”一语等同咒语，成为人们的忌口。“倒头饭”与丧事密切相连，这一实物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涵义，平日人们忌讳在饭碗上直插双筷。
人生礼仪习俗受到一些传统的吉凶祸福和人生观的影响，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看，鄂东丧葬礼仪中的许多习俗，大多是由于受宗教的影响而形成的，因为几乎人类的所有宗
教都以关心死亡及生命的归宿为主旨。鄂东丧葬仪式中，如“烧寿钱”、“叫茶”、“暖棺”、“暖井”、“烧灵”、“回煞”等民俗词语，反映了人们信仰阴曹地府、重视相墓术、求吉避凶、祈福禳灾的文化心理，这是道教文化在鄂东民俗中的印痕。前文中提及的“供七做七”，即为佛教文化给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程序带来的所谓“七七追荐”。宗教文化在鄂东丧葬习俗中借助一些民俗词语得以体现和传承。
２．礼仪功能。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人从生到死每个环节都与社会发生关系，都受礼俗的制约，正如孔子所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礼的人难以立身处世。礼仪与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宗教交融在一起，礼仪是它们的基本表现工具。反过来，民俗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民俗遵循的是一种类型性或程式化的模式，在千差万别的民俗事像中，它呼唤人们讲求人情世故，注重礼尚往来，信奉“人以礼当先，树以果团圆”，崇尚“人情贵似金”，中国的这些传统美德通过一些民俗词语也得以体现和折射。如上所述的“把信”、“答祭”、“下礼”等无一不是待人晓之以礼，同时错综复杂的尊卑长幼的等级观念又蕴涵其中。再如“哭望乡台”、“叫茶”、“抬龙杠”、摆“路灯”、“路祭”等都须有亲朋好友相帮、邻居村人相助。鄂东的丧酒席如“龙杠席”、“抢丸子酒”、“吃大肉”、丧葬过程中的“吃福饭”、“吃暖井圆子”等，亦逐渐演变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礼俗。这些礼俗仪规成为促进人际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也是构建起与他人和睦相处的重要桥梁。
以上我们通过对一些民俗词语的分析，初步考察了鄂东的丧葬习俗。方言是民俗的沉积，考察鄂东方言民俗词语，犹如欣赏一幅鄂东民俗画卷，它们充分展示了鄂东风土文化之丰厚，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语言与民俗文化的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
[1]陈克.中国语言民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2]温端正.方言和民俗[J].中国语文，1988，（3）.
[3]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礼仪的功能责任编辑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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