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超
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具有特殊性，围绕人、疫情 以及人与疫情互动的关系，在社会公众与新闻报道的 相互作用下，借由一定的热议话题表现出来，反映了 疫情给社会运行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本文依据“中国 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统计了 2020年1月22日至 同年3月14曰期间的网络谣言共500条，以下所称 “网络谣言”皆基于此。“中国互联网联合辟摇平台” 由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 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成员单位包括各地 网络辟谣平台，合作单位有百度辟谣、今日头条、腾 讯较真、新浪微博等，其信息数据具有权威性。通过 对疫情期网络谣言的数据统计与理论分析，可以揭示 其内在特点，探究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公众对疫情及相 关社会现象的意见态度，为应对网络谣言、优化网络 空间、弓I 导社会舆论提供参考，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一
、
疫情期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
网络谣言的发生与传播是疫情发展、新闻报道、 社会公众等各方面互相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疫情
的特殊环境下，理性需求与情绪宣泄促使社会公众 的网络表达实践形成了真假不一的网络谣言，而新闻
报道和社会问题又进一步影响了网络谣言的焦点和结 构。
(一）网络谣言与疫情发展的关联性
疫情发展营造出特殊的、无形的社会环境和社会 结构，所产生的如医疗、交通、教育、行政等问题直 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当社会公众对某类问 题产生疑惑时，
一
个具体的网络谣言就会出现。网络
谣言是一种社会意识活动，反映了疫情期间社会公众
倪超，男，江苏警官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的紧张状态，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疫情发展的直接作 用。或者说，网络谣言是社会紧张程度在疫情背景下 的一种显现形式，是社会公众关于疫情变化的意识活 动。所以，网络谣言的增长与疫情发展有着明显的关 联性，如下图所示：
图1 ：网络谣言增长趋势图
图2 ：全国疫情新增确诊趋势图
对比2020年1月22日至同年3月14日之间的 网络谣言增长趋势图”与“全国疫情新增确诊趋势
网络遥言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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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精期网络谣言的传擂特征与治理重点摞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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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可以明显看出有相似之处。尤其是2020年2月12日左右，全国新增病例由于统计标准的改 变而出现大幅度增长，达到高峰，与此同时，网络谣言也出现激增，同样达到高峰。这说明疫情的突 然变化能够直接导致网络谣言的 大量发生和快速传播，网络谣言 和疫情发展具有同步关联性。
除了相同之处，两图还有一 个相反之处，网络谣言的增长趋 势是先低后高，全国新增的确诊 趋势是先高后低。全国新增病例 在防控医治的加强下，从前期的 高位增长逐渐下降，而网络谣言 的增长数量却没有随着新增病例 的下降而下降，反而有所增多。原因在于：网络谣言的数量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疫情的紧张程 度.社会公众从前期的放松状态逐渐进入紧张状态，随着疫情的 逐渐严峻，紧张程度在逐渐加重，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便 疫情有所缓解，但社会公众对疫 情的意识活动已经达到了 一定水 平，紧张的公众意识不会随之下 降，就好比一个人的紧张情绪不 会突然平静下来。
(二）网络谣言反映社会问题 和公众诉求
网络谣言看似杂乱无章，其 实具有意见的集合性，反映了社 会公众相对一致的诉求目标。网 络谣言虽然包含情感非理性的因 素，但也包含了认识理性因素，否则网络谣言不会有较强的说服 力和影响力。"根据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话题，广泛传播的言 论、谣言、视频以及网民的一系 列其他行动可分析出集行为的 主导框架是什么，并分析得知主 导框架的类型和‘框架共鸣’程许，
，③
/又。
一开始，网络谣言可能是松散的，但随着信息的互动整合，网络谣 言会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形态，针对
社会某一事物，出现相似的结构以 及数量的增多。集合性的网络谣言从侧面反映了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的 实质性影响，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操作后果或效果评估提供了反馈意见，更为直观地指明了人们生存发展的现实状态与期望需求之间存在的距离。因此，从数量规模上看，某类网络谣言的数量越多，代表着社会公众对 某类事务越关心。除与疫情直接相关的防控、救治、传染的网络谣言之 外，涉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网络谣言数量排名如下表所示：
排名事务数量占比
1交通408%
2口罩347%
3教育255%
4国际194%
5医护163%表1 ：涉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网络谣言数量排名表
在涉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网络谣言中，有关交通运输的网络谣言数量 排名第一，高于口罩这类与疫情防治有重大关系的事务，其主要原因在 于春节期间的人员流动。在正常情况下，春节期间是人员流动最频繁
的 时期，然而，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亲朋好友无法往来、景区商场无法 游览、回家过年无法返程等问题，使人们对交通顺畅的需求愈发强烈，得不到满足的意见开始聚集，触发此类网络谣言的发生和传播，形成了 大量的同质信息。口罩、教育、医护等事务的集合性网络谣言亦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国际事务的网络谣言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当下的社 会公众具有国际视野，对于疫情的全球影响较为关注。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社会公众面对疫情较为平和冷静，基本关注 的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事务，而美国则不同，“在旧金山市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后3天内，旧金山教堂区一家店的支销售量增长了 45%，子弹销售量增长130%，有的店被民众买到断货”。®这反映出我 国社会较为稳定，公众安全感较高，即使面临重大疫情，社会经济也会 持续发展，而美国民众首先考虑的是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安全问题的凸 显程度可见一斑。
二、警方处置疫情期网络谣言的困境
网络谣言容易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严厉的打击。《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傍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网络谣言构成犯罪的法律要件，为打 击网络谣言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警方对疫情期网络摇言的处置有时 会陷入应对不足和矫枉过正的困境。
(一）应对不足
在本次的统计数据中，网络摇言有343条，警方参与处理的只有38 条，仅占10%，其中具体处置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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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警方处置情况占比图
在处置网络谣言时，行政拘留是警方使用最多的处 罚行为，其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如王某散布“黑 龙江大庆驰援武汉医疗队因技术不硬被遣返”的网络谣 言，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王某被大庆市公安 局某某分局行政拘留7日并处500元。警方采取刑 事拘留的情况较少，因为立案标准较高，如刘某在 中谎称自己用咳嗽传播新冠病毒，并将信息通过朋 友圈、、Q Q传播，直接覆盖人员共计2700余 人，公安机关对刘某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刘某最终被 法院以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8个月刑罚。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网络负面言论与疫情期间的 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尤其是网络谣言，会对社会稳定 运行产生危害。所以，警方对网络信息管理的本质在于 协调和规范，对网络谣言的依法处罚是一种制度性的约 束行为。警方的处置并非是对网络言论表达进行限制，主要是为了用法律手段促进网络传播
活动的理性有序运 行。然而在实际中，警方常常陷入困境，警方参与处置 往往会被误以为是对社会公众表达的压制，甚至有的本 应受到追究的网络谣言行为也由于源头难以明确、性质 难以界清而不了了之。
(二）矫枉过正
网络公共空间不可能杜绝非理性、非事实的信息，但构建对应的理性意见、事实信息的传播渠道极为重要。理性的论证才是网络公共空间的通用话语。网络谣言不 是传播控制的对象，只要能够提供清晰的、令人信服的 科学论证，即使是反面的意见，也必然会成为社会公众 流传的对象，甚至有时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问题在 于，有时候不让意见信息进入传播渠道，由此导致的信 息阻塞产生了大量不实的网络谣言。“在实际的社会治 理活动中，相比于静态的压制和‘堵’，动态稳定更重 要的是政府的疏导与开放包容心态。”⑤正是由于理性论证的信息被阻塞，网络摇言中事实信息的减少导致
虚假信息的增多，如果事实与理性持续增多，那么
网络谣言就不会出现。
三、疫情期警方应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重点
网络谣言是疫情期社会管理难以回避的现实课
题，只有对网络传言的应对措施深入思考，制定可
行对策，避免在网络舆论和机构公关中陷入被动或
困境，才能提高社会舆论引导和公共事务治理的有
效程度。
(一）警惕网络谣言的模仿性
在网络谣言形成的过程中，一般会经历个人
意见、产生话语、交集变化、传播扩散等几个阶段，
其中产生话语是非常关键的环节，而话语的编写重
在模仿，以求真实感，达到迷惑效果。疫情期间，
网络谣言的模仿能力明显上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方面：
1. 专业性。医药类的专业术语在疫情期网络谣言中较多出现，如阿昔洛韦、白藜芦醇、乳铁蛋
白、二氧化氯贴片、鸡屎藤、ACE2 (肽基二肽酶 A)、ACEI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光催化设
备、环保酵素、阿莫西林、瑞德西韦、非典类科罗
纳病毒等。网络谣言对专业术语的大量模仿，既由
于疫情的特殊性，也和社会公众知识素养的普遍提
高有关。网络谣言只有模仿专业知识才能在更高层
次的社会公众中发生和传播。
2. 权威化。网络谣言擅长模仿权威专家，其中 有关“钟南山”的占到了 3%。例如，2020年2月
12日，网传一篇题为《吸烟者感染新冠病毒率远
低于非烟民？钟南山首篇论文出炉》的文章，内容
包含真实的钟南山论文数据，声称“吸烟能够降低
病毒感染”。此类网络谣言，对权威专家的模仿非
常到位，让人产生“晕轮效应”，用权威品质掩盖
错误实质，相当具有欺骗性。另外，网络谣言还模
仿权威媒体，将权威媒体的视频或图片进行篡改，
例如，2020年2月27日一张有关复课时间的“央
视新闻”截图在网上传播，内容被证实为虚假信息,
然而形式做得一模一样。
网络谣言的危害3. 公文样。网络谣言常常模仿公文的写作样式，有标题、抬头、落款，甚至还有公章。例如,
“所有平台禁止售卖口罩”“北京公交线路营运安排
调整”“疫情期间交通违法处理免分”等，都附有
类似公文的书面照片，公章还清楚可见。此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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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谣言是在消费社会公众对相关 机构的信任，危害较大，影响了 相关机构的管理功能和决策程序, 破坏了相关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 的沟通关系。
(二）注意网络谣言的“流窜” 现象和“旧瓶”现象
每个网络谣言在现实社会中 都拥有一个利益相关的体。这 种关联程度，以及利益体在整 个社会结构中所占位置会给该网 络谣言带来某种传播优势，使它 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地域、体 中发生和传播，即便它已经被澄 清多次。网络谣言总是能在不同 地方之间建立可靠的信息通路, 看上去就像“流窜作案” 一样。 不管网络谣言的重复性有多么大, 社会公众依然容易对其“感兴趣”。 例如，“三人以上同行将被拘留” 的网络谣言在许昌、岳阳、郑州、 九江、南阳、巫山、三元等地相 继出现；“要求公园闲逛人员背防 疫手册”的网络谣言已经被陕西、 甘肃等多地辟谣，然而同样的信 息和图片在合肥又开始流传；“开 学时间安排”已经先后被沈阳、 福州、长沙、合肥等多地教育部 门辟谣，然而在太原又开始流传， 等等。体利益鼓励了个体积极
主动参与到网络谣言的重复再生 中，表达体利益的诉求是网络 摇言“流窜”的最大动力。
社会公众在明确表示意见时
是理性的，但在选择论据信息时 却经常不合理。换句话说，社会 公众的信息传播仅仅从逻辑上展 示了表达意见所需依据的多种可 能性，但并不是每一种可能性都 是事实，于是就出现了 “理性——
不合理”的网络谣言。例如，外 网流传的“武汉野生动物交易市 场”视频，经核验是2019年7月 上传的印尼苏拉威西岛的视频； “新型冠状病毒2018年就发现了” 的质疑，其依据是2018年“科学 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报 道，经证实与此次疫情无关；网 上流传“钟南山院士查房的视频”， 配文称：“视频是钟南山院士看 望林教授，临走时林教授哀求地 说：救救我。”经查证，该视频是 2016年10月中央电视台人物专栏 《大家：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的 内容，拍摄于2016年5月钟南山 对一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观 察询问期间，等等。此类网络谣 言都有相似之处，全部用过去的 真实信息作论据表达意见，用一 句俗语可形容为“旧瓶装新酒”。 “武汉野生动物交易市场”视频的 传播者可能想表达对武汉的意见， “新型冠状病毒2018年就发现了” 的质疑者可能认为疫情早就存在 了，“钟南山院士查房视频”的转 发者可能是想表达对钟南山的关 心，然而由他们的意见转化的传 播信息都不是事实。换句话说,
社会公众很容易选择真实的信息 论据、理性的逻辑论证，然后把 疫情的“新酒”装在旧闻的“旧 瓶”中，生产和传播不是事实的 网络谣言。
四、启示
“舆论在为社会公共决策提 供设定目标之后，还会提出效果 反馈。” ®网络谣言是疫情期社 会问题的蛛
丝马迹，尽管虚假信 息占大多数，但不能把网络谣言 仅仅看作偶然的非理性宣泄。网 络谣言深深嵌于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生活等背景中，其发 生与传播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和 问题意识，实际上反映了疫情期 社会环境变化的矛盾与冲突。疫 情期的社会管理不可忽视缓解社 会公众的情绪张力和解决现实问 题的精准施策，既要从技术、法 制、政策等硬性层面上完善网络 监管体系，也要在舆论引导、科 学普及等柔性层面上加强调控措 施。由疫情带来的社会变化和感 染风险还将存在，网络谣言也将 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 况，在动态的制衡中提高对其处 置引导的能力。E
(本文系2020年江苏警官 学院科研项目“重大疫情背景下 警方参与网络舆论引导的机制 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2020SJYZS 02 )
(编辑：卢建义)
注释：
①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谨平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谨专区.2020-3-15. h ttp ://www .p iyao .org /2020yq p y /.
② 凤風网.全国疫情实时动态.2020—3—15. h ttp ://new s .ife n g /cApecial /7tPlDSzDgVk ?am an =7493232o ()80L 41 u d =49y 756d 579.③
余红李瑞芳.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发生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39.④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民众囤囤子弹.2U 20-3-19. h ttp s ://b a ijia h ao .b aid u /s ?id =1661561059511875454&w fV =sp id e r&fo  r =pc .
⑤ 王梓.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3.⑥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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