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爱国学 文章来源：北大歷史係 点击数：83 更新时间：2006-1-8
[ 作者：佚名 来源：转贴 点击数：47 更新时间：2005-10-31 文章录入：hejin ]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关系史上，日本绝对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分两个方面，一是汉文献向日本流传，其历史悠远，文献数量庞大而且种类丰富；二是日本对汉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成绩卓然，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这种文化对流，大约从南北朝以前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清代晚期，杨守敬曾到日本访求汉籍古文献，著有《日本访书志》，杨氏在该书的序言里说，不到一年就访求到三万多卷，其中有大量唐代写本和日本古抄本。他还说，由于日本地理条件适合保存古书，没有中国江南地区的虫蛀、霉烂之患，而且日本茧纸坚韧，历千年都不会枯黄发脆，所以日本保存的许多汉籍，中国却早已失传了。杨氏就把这些中国失传的汉籍搜集、汇编，加以刻印，居然编成一整套丛书，这就是后来中国学界极为重视的《古佚丛书》。
其实杨氏当时所见远不是全部，还有更多的中国失传的古籍没被发现。
中国古典文献什么时候开始流到日本，中日学者都没有肯定的答复。不过据日本古文献《古事纪》，应神仙天皇时期（约相当于中国晋代），日本就从朝鲜（当时叫百济）传入中国古籍。到隋唐时期，中日交往密切，日本十多次派遣使节、留学生、僧人等来中国。当时度海交通工具就是木船，风险很大，死了不少人。但日本坚持不懈，每次都派数百人来中国学习，求书。他们或者访求，或者由中国朝廷赐予，带回去的不仅有汉籍文史经典，还有佛经、各种九流杂书、石刻拓本等等。这对日本，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文化都有很大影响。
到宋代，中国有了雕版印刷术，宋板书大为流行。当时虽然已没有“遣唐使”，但民间贸易不断，宋板书随之流入日本，中国印刷术也传到日本，由此日本自己也刻印汉籍。明代以后，汉籍流传仍然不断，日本刻的汉籍也越来越多。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接受西方文化，转而向西方学习，大力抓教育，国力日强，而中国却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海战之后，请王朝被迫与日签订“辛丑条约”。这以后，日本来华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不惜重金，搜访文物，求购图书。举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楼叫“皕宋楼”，专藏宋版、元版珍贵图书和罕见的古抄本，号称“海
内第一”。陆氏死后，子孙不能守书，有意出卖，当时是二十世纪初。日本闻讯，三菱社长岩崎氏立即派代表到中国，和陆氏后人商谈，最后用重金将“皕宋楼”四千部珍本古籍全部购去，运到日本，藏于“静嘉堂文库”。消息传出，国内学界大惊，奔走相告，至有“痛哭失声”者。其实国内早就知道陆氏藏书要变卖，优柔寡断，无人肯出重金。仅此一例，可以看出日本雄厚财力与处事果断，其他例子多有。例如金史碑版、画册墨函、珍贵邮票，都有被日本购去的。
这些失传的文物书籍，虽然后来通过中日学者交流，以影印、复制、照片的形式流回到中国，但原件都留在日本了。
（二）
佛经经典 中国的古典文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流传到日本，对中国人自己研究古文献，研究文化、历史等人文科学方面，起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一是由于日本对中国古文献的珍视和良好保存，使我们还能看到许多在国内已经失传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汉籍文献；二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汉籍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已经形成了日本学术的一个传统——汉学，他们在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文字学、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的研究，以及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可以
称得上是“卓越”的成绩。他们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方法，虚心地向中国学者学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被中国学者利用，日本许多汉籍研究论文、著作以及为研究编制的各种精良的工具书，早就启发了中国学者，为中国学者所借鉴，给研究带来方便。这，是汉文献方面中日文化对流的一个积极的事实。我说这样的话，可能会引起爱国者的误解，说“日本鬼子”好话。不是的，尽管中日之间有许多不愉快，尽管日本统治者历史上发动对中国的侵略，犯了滔天罪行，尽管现在中日之间有各种矛盾，但中日之间的文化对流（尤其在民间），以及这种对流的积极方面，是事实。（说实在的，我写这个帖子，有点“如履薄冰”之感^_^）
我上面说到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两个方面，因为是简述，只能举例说几句。
一、失传的汉籍文献
中国第一部解释楷书单字的字典产生于何时？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不是，《说文解字》是解释小篆的字典，不是解释楷字的。是成书于秦汉之间的《尔雅》？也不是，《尔雅》是解释词汇的，不是解释单字的（《尔雅》的《释诂》篇也只是同义词汇解性质的）。中国第一步楷书字典产生于南北朝的梁朝，作者是顾野王，书名叫《玉篇》。毫无疑问，《
玉篇》对了解古汉语字义有莫大帮助，尤其是这书对字义的解释严谨，给出的每一项字义，都引用古书例句作证（训诂学上称“书证”）。但南北朝的时候，书是靠抄写流传，所以一直到唐代，《玉篇》一直是以手抄卷子形式存在的。宋代以后，才出现木刻本，但是已经和《玉篇》原本大不相同，失去原貌了。第一，后人自做主张，增入了顾野王时代没有的新字，又不注明“新增”，结果弄得新不新、古不古；第二，尤其糟糕的是，原本大量的例句被删除，字义的文献根据没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广益会玉篇》。“广”是广了，“益（增）”是益了，可原本的学术价值却是又“狭”又“损”也。
国内保持原本面貌的卷子抄本早就没了，但日本还保存着当时流传过去的原本《玉篇》。尽管这些卷子抄本已经残缺不全，但毕竟是国内看不到的原面目。清代黎庶昌、罗振玉先后去日本，把搜集到的残卷汇集成书，以木刻、影印形式出版，虽然罗、黎所搜还没搜全，从此中国人才看到《玉篇》的原面目。这个原本《玉篇》的“回娘家”，大大方便了古汉语的语言文字研究，对训诂学极其重要。
为了说明原本与国内传本的差别，我把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所藏的原本影印之一页贴出来（见附图。此页黎、罗未见到过到），在这页中对“惸”字的解释如下：
惸仇营反（按：这是对字的反切注音，即念［qiong（阳平）］）。《尚书》“无害惸独”，孔安国曰：“惸，单也，谓无兄弟也。无子曰‘独’。”《周礼》“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者”，郑玄曰：“无兄弟曰惸”。字书亦（作）“煢”。煢煢，无所依也，在卂部（按指“煢”字所在偏旁部类）。或为“嬛”字。
从原本对“惸”字的解释，可以知道“惸”和“独”虽都有孤单的意思，但“惸”特指无兄弟，和无子女的“独”不同。并且引用《尚书》、《周礼》的文句和伪孔传、郑玄（汉代著名学者）的解释作为例证。不仅如此，还指出“惸”的异体字作“煢”，而在古文献中还可以借用“嬛”字表达。这对我们了解古汉语中的“惸”字很有帮助，对字义、同义字的意义差别、异体写法、通假用法都有所认识。
现在看看国内流传的《大广益会玉篇》解释：
惸葵营切。独也，单也。或作“煢”。
以上所据是清代泽存堂影刻的宋版，说得就这么简单。这和顾野王的原本能比吗？？
象上面这些例子，可以举出上百个来。记得北京某君特别欣赏唐太宗、魏征（《贞观政要》
）。可知唐太宗为了了解前代帝王得失，特命魏征等搜集古书中有关帝王兴亡教训的事迹，以供御览。这书叫《书治要》，内容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采，其中许多唐代的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这部《书治要》中国也失传了，而流到日本的本子还健在，经清代学者的搜求，已经把日本天明年间尾张蕃的刻本介绍到中国。但那还不是唐代原本，据我所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还有唐代古写本，日本人愿意提供给中国原样的照片和复制件，但国内出版单位因为怕亏本（老古董没有多少读者），不想出版。唉，甭提啦。
简述汉籍文献在日本的流转（三）
二、日本汉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
一个学习书法的人，看到别人写的好字，就拿过来临摹，照着写，一笔不改，时间一久，自然从模仿中有所体会，到适合自己的东西，能发扬自己所长的东西，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日本人非常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这种学习也是先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照搬、模仿，然后有所创新，自成一家。
日本学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把这一领域中的所有东西都搬过去了，中国有的他们学，
中国没有的他们搬用西方的东西来补充（比如供检索古文献编制的各种“引得”，就是利用西方国家的index方法。这种“引得”传到了中国，就是“索引”）。
简单地、笼统地、仅限于举例性质地，让我们看看，日本人的汉学搞了些什么：
一、目录学
书多了，内容庞杂，寻要看的书很不方便，所以必须根据内容分类，以便读者按类寻，而类目分得越细致、越科学，起来就越方便。一部书有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文字有差异，所以分类要注意版本。同一部书，可能有不同书名；而不同作者的书也可能用同一个书名，所以分类必须注意书名与作者的一致性，不能“张冠李戴”。一部书，往往它的书名不能表达其内容的范围，光看书名不能了解它的内容所涉及；而叙述同一个内容，又有不同的书，其中总有好与差、简要与详细、所据资料的相对完整与缺漏等等差别，所以分类还必须写内容提要。用现在的话说，目录学就是把文献的“无序”状态整理成“有序”的文献流。
以上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所注重的基本东西，而日本人全学会了。（现在检索古籍的电脑目录已经普遍，但那只是检索方式的进化，古籍检索的编制，基本上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常见的四部分类法。）
至少，公元九世纪日本就编了全国性的汉籍目录，那部目录的书名叫《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古汉语“见”就是“现”）。在幕府时代，日本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目录学研究，有名的，如吉田篁墩、狩谷掖斋等都是，这个不多说了。
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的封建幕府统治，日本逐渐走向西方，落后的中国已不是学习对象。但作为日本学术传统的汉学，始终延续下来。（我的印象中，日本民族是很“奇怪”的，他们向往新事物，思想从来不保守，但他们对已有的旧文化传统又极为珍重，什么外来的新文化都不能让他们彻底放弃旧有的文化传统。）
对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汉学在目录学方面的延续，可以举岛田翰。岛田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于东京，他父亲是研究汉学的，岛田翰从幼年起就喜欢中国古典文献，二十岁出头，就在汉学家指导下，在“宫内省图书寮”（约等于皇家藏书库）调查汉籍文书。后来中国学者董康为逃避军阀迫害来到日本，与岛田氏交识，董氏很欣赏岛田翰的目录学功底，说他“博学强识”，“于隋唐遗卷、宋元旧刊之原委，洞悉靡遗”（见董康为《皕宋楼藏书渊源考》写的题识）。岛田翰编写过好几部汉籍目录学著作，其中对中国学者最有影响的，当推《古文旧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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