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文中力图为三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学术与二十世纪以来才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作一区分的标准。作者认为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大体上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十九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以后。这一次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以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作者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术，才能列为"现代学术"。刘梦溪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写的总序——《现代学术要略》，并没有为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区分立一标准，收入了许多被作者认为不够格的作家的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与作品。另外"丛书"完全不收构成中国现代学术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也成为一大遗憾。
1996年底，我从《中华读书报》上拜读到刘梦溪先生的大文《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煌煌六万言。在今天而有这样的大文章，实在出人意外，因此一气就读了两遍，觉得引举繁富，议论闳肆，甚为希有。但是对其立论之大端，不能不有怀疑。事隔一年，才知道先生当时是在主编一部名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大书，而刘先生原来的《要略》即
改称《总序》而弁于各卷之首。书的《编例》说，第一批收四十四家，共三十五卷。看样子是还要出第二批、第三批……卷帙之浩繁，体量之庞大，即使在当今出版"系列丛书"的热潮中，也很突出。我以衰朽残年，学力不足，虽有向学之志，亦绝无可能求全书而通读之，甚至读两三卷都已感到气力不胜，只能从书店柜台上略事翻阅，求能窥见其选材宗旨。我总觉得这不但是关系到对百年来中国学术的总体评价，而且也关系到下一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的问题，既然有期期以为不可者，总不能默尔而息，因此以此文就正于刘先生与海内外博雅君子。
一、什幺是学术
刘先生在其《要略》或《总序》开首第一章就说： 问题是到底什幺是学术？学术思想究竟指什幺而言？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1919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
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提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严复对于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这个头实在开得太好了。因为它一上来就点出了中学与西学的不同，也点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不同。准刘先生所说，梁任公是明确分疏"学"与"术"的第一人。自古以来，"学术"一词，在号称"一字一音一义"的中文里一直是笼里笼统地用着，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分辨，这正好印证了一个说法：从文明，再具体一点说是哲学，发轫之初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中学与西学就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或者换一种说法：西学一向从"实然"出发，中学一向从"应然"出发。这两个传统基本上互相隔绝而并行不悖地各自发展了三千年。（明朝由利玛窦起引进的那点"西学"，与后来的相比简直算不得什幺。）随着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学碰上了西学，从此开始了相互冲突、磨擦、吸收、融合这样一个反复不已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的（或曰近代的，并无基本区别）中国学术
史。
刘先生讲到"严复所要求的是一种纯学术，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也不应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为己之学"，典出《论语·宪问》，"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原义如何？今已不能知，然似亦不难推知。在一个争名逐利的五浊恶世，一个人能够不为名，不为利，只求学问，当然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是儒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为己之学"已变成了相当精致微妙的一套心性之学，与严复在西方学术影响下提出的"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于鹄。以得之为至娱，而无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这段话中所说的"学"完全不同了，因为它们的"鹄（目的）是不同的。中国人总是需要托古改制，托梁换柱，严复当然知道"为己之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他也不会不知道达尔文"以得之为至娱，无假外慕"的进化论与理学家"但觉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两种"学"是截然不同的。
刘先生接下去写道："元朝时，罗马教皇以七大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语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然而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形而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这里的名学就是逻辑，严复称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连逻辑都要归
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范围，说实在的，天下就再没有什幺学问可以称为"纯粹的学术"了。中国传统的儒学自从与佛学合流以后，已经完成了一套明心见性的封闭体系，自谓能"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最后还是"究竟无得"。这一套不但不能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也再不能满足中国人心智的要求了。
刘先生一再提到董仲舒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陈义虽高，但是他说的"道"与"谊"（通"义"）不但根本与西学的"道"与"义"概念完全不同，而且与儒门后学的"道"与"义"概念也完全不同。在程朱陆王看来，董的《春秋繁露》恐怕是太粗浅庸俗了。他所说的"道"，在严复看来，无非是"弋声称，网利禄"的东西，"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刘先生接下去把"道"定义为"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认知，甚至包括未经理性分疏的个体精神的穿透性领悟"。在这里，"甚至"以前，可以大体认为是西学之所谓"道"，"甚至"以后，可以大体认为是中学之所谓"道"，虽然都可以叫做"道"，然而却是截然不同的，目的不同，历史不同，内容不同，结果不同，不可不察。
刘先生接着又下结论说："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化
圈和中国文化圈，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为之奠基。就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为发达。"我们必须指出，这个"最"字除了可以满足某些中国人的虚荣心外，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持的。就学术而言，历史上同中国真正谈得上交流接触的，古代只有印度（也就是佛教），经过一千年冲突融合，算是"相化"了。但是就哲理上说，儒学化于佛学者为多，不过又因为最后落在"事父事君，无非妙道"上，因此就政治礼俗的框架上说还得以儒家为主。至于印度本身，则压根儿没有受中国的什幺影响。而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后来通称西学的，应该说相化的过程不过一百年，现在还没任何理由说"我们的"就比"他们的"发达，仅仅以刘先生在《总序》或《要略》中提供的材料看，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似乎是不会同意的。撇开梁启超、严复不说，王国维、陈寅恪一再讲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也就可以思过半矣。近年来，文史学者引用得最多的是陈寅恪的一句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请注意：他是把"吸收输入"放在"不忘本来"之前的。
说了以上的许多话，其实结论是早就有了的。不过事隔几十年，人们渐渐淡忘了。最可怕的是一种笼罩一切的文化气氛，使人们曾经建立过的知识结构慢慢模糊而又陷入暖昧朦胧的状态。比如被认为不过是"术"的几何学吧，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又回忆起六十多年前初学几
何"十大公式"时的激动心情。"佛经经典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等量减等量其余相等……这也算学问？"但是很快就会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性的力量，还可以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性之美，最后彻底地被纯理智的力量征服了。毕竟孟子说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孟子构造出来的却只是一个道德体系，它在纯理智上是很难经得起三推六问的，这就是中西学术差异的大较。）再想到欧洲多少代学者，在本世纪则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都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激动。中国人是花血汗、血泪、甚至血肉的代价才认识西学的。我总觉得老辈的学者第一是国学根底深厚，第二是对异文化新鲜感强，因此很快认识了中学与西学的差别。应该说，他们的认识本来不应该是最深刻的，下一步深入的认识与融化、超越，本来应该由我们这些后辈来完成。但是几亿人口的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情性实在太深了，学了一些皮毛，慢慢又退回到无所谓的状态，让历史或者叫做"时代的"潮流推着走。
最近看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老院长，九十高龄的吴大猷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近几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其中说到： 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代表"科学"与"技术"两个（不是一个）观念。在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进，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
技术性"的研究。这样粗浅的说法并未能将"科学"和"技术"精确地鉴别。实际上，二者亦非可完全划分的。最好是以一些我们熟悉的例子来说明。……三十年代核物理的实验和理论探索，乃纯学术性（科学）的研究。四十年代初年的研究发展乃技术工程。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是为求知或求实果，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
吴大猷先生以中国把"科学"与"技术"合称"科技"是"一种不幸"。他的感慨是很深的。我打听了一下，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就只有"科学"与"技术"，而并无"科技"一词，只不知另外三个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越南、新加坡有没有"科技"这个词。而我们中国除了"科技"，还有"高科技"，"高新科技"，有人还以为这是翻译过来的，其实并无原本，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这恐怕也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一个例证吧。有人恶谥之为"酱缸文化"，虽然刻薄，也不是不应该知所警惕的。
吴大猷先生还说他"二十多年前读英人李约瑟之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按：大陆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到李氏举出中国许多发明超前于西方，心中微感不安，盖这些比较，或可使一些国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据，以为我民族在科技上长期超出于西方，只是近数百年落后于西方而已。"
吴大猷先生不是研究学术史的，他也认识到了："我们由人本思想传递下来的偏实用性思想，也是我们的'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不幸的是，这个原因经过清末的'自强运动'，直至近年，国人才渐有认识。"我不能肯定吴大猷先生知道不知道梁启超、严复及其以后的王国维、陈寅恪等早已有认识，但是，如果说，在台湾，直至近年，国人才渐有认识的话，在大陆，我至今也还未发现有人提出比清末民初以后更深一步的再认识。现在，中国已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表面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真正作为科学的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在被批判了几十年之后，却仍然不见有人提到。我是"五四"以后出生的人。我知道"五四"的时候是有人大力提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科学精神的。但是，我生七十余年，唯一记得的辨明唯西方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只有大约十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但是"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这十年，再也听不见同样的声音了。
刘先生长达七十余页的《总序》一上来就引举梁启超、严复两位前辈之言辨明学与术，在我看来，似有从此分清"学"与"术"的意思。但是半页以后，转入道术、道器之讨论，又进入中国学术传统中暖昧模糊之境，以后近六万字中"学术"一词出现何止百次，再也不见分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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