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与翻译影响
1 绪论
晚清以来近现代西方学术文化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传教士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媒介，他们中的部分同时也成为了“东学西渐”的媒介。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2年迁至香港，在传教布道之余从事儒家经典翻译。理是最早从事中学西译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位全面系统的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的西方人”，“被称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和汉籍欧译三大宗师之一”。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文字优美，语言严谨考究，费正清形容其“阐释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精义，其贡献远在语言文字的沟通之上，它奠定了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19世纪的最后25年被欧洲汉学和理雅各研究者公认为是英国汉学的理雅各时代”。
2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
理雅各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上。本文将从理雅各的翻译数量、翻译方法、翻译的独特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1）理雅各的翻译贡献、（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和（3）理雅各翻译的独特之处。
2.1 理雅各的翻译贡献
理雅各翻译出版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和《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同时对佛家典籍也有所涉及”。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拉尔多（Norman J·Girardot, 1943-）教授认为理雅各是“中国古代圣典解码者、儒家经典翻译家、佛经道经的先驱者”。
2.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
理雅各的翻译遵从“‘对于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行文雅致的关注’(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rather than grace of composition)”的原则，采用“文献型翻译策略”，侧重于“用译文的语言再现源文作者与源文读者交际的情景、内容和形式，强调源语文化”。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系列，每一本均附上了长篇的前言，正文中也有大量的注释。前言和注释是理译本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前言中对自己的翻译之道进行说明，在注释中补充源文的省略、说明源文的背景，他的翻译“译注结合，经义纤毫毕现”，不仅只是简单的语言转码，更是用西方读者理解的语言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解读，也有利于专业的学者
开展研究。
2.3理雅各翻译的独特之处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虽年逾百年，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影响深远，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其他译本相比，理译本有其独特之处。
儒家《四书》《五经》还有一些其他学者的单译本，如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程艾凡、刘瑞祥和林之鹤等翻译的《孝经》，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马歇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林语堂等翻译的《大学》，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15-1897)等翻译的《易经》，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辜鸿铭、庞德、狄哲芳、苏慧廉等翻译的《论语》，卫礼贤、辜鸿铭、赖发洛、林语堂、陈荣捷等翻译的《中庸》。但是，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个人完整翻译《四书》《五经》的译者。
理雅各侧重于还原源文的文化环境，让读者置身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中理解中国经典，而其他译本更多则是让读者站在自身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拿《孝经》的翻译举例，理雅各的《孝经》
译本采用的是“文献型翻译策略”，而上述提到的另外三个译本（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程艾凡、刘瑞祥和林之鹤等翻译的《孝经》）均采用“工具型翻译策略”，“把翻译看成是译文读者与源文作者进行交际的工具”，侧重译文的连贯性，而非再现源文语言、文化环境，是根据译文读者的特征对源文内容进行的语言转化。
理雅各《中国经典》译本在格式上亦具有独特性，“各卷体例自始至终保持不变”，除译文前面有长篇的前言外，还有“‘学术绪论’(the prolegomena)、‘正文翻译’(the body of the volume)和‘附录索引’(indexes)”三个部分。此外，“学术绪论”与“附录索引”的内容丰富程度丝毫不亚于“正文翻译”，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3 总结
有些学者认为理雅各为协助传教士更有效的传教而翻译儒家经典，有些学者则认为虽然理雅各最初来华的目的是传教，但是后来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经典的儒家、道家思想。无论哪种看法，都不可否认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较为成功的向西方读者输入了充满异国语言文化差异的中国文本，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对东方的误读”。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打开了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窗子，以传统典籍为载体将中华传统文化
和传统儒家道家思想带进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理雅各除对中国经典的翻译贡献之外，其丰厚的汉学和比较宗教研究成果也不容忽视。作为新教传教士、学者、维多利亚时期的汉学家，理对国际汉学、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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