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言学和 历史 语言学
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 研究 的 科学 。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 发展 得比较充份。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份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或者几个这样的 现代 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 中国 语文》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就是《方言地 理学 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上的作用》。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有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向南方
如果没有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为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许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会画地为牢，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
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6.3和6.4的论述，结合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鲍厚星，2002），说明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湖南不少方言这些语音系统特征在100前以前还跟北京话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 文献 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岩田礼，1995）
2．语言学的历史和类型
“地理语言学”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1982）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 目前 多数人习惯叫做“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袁家骅等，1983，p.12）。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
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 方法 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叫做“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像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王恩泉等，2000）中就把“语言地理”当做跟“ 政治 地理”、“ 旅游 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德国语言学家最早运用这种方法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在1902到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
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地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类似调查成果后来带到 台湾 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湖南（）和四川（）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20世纪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方言地图。例如江苏和上海的有43幅，福建的有51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开始调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叶祥岑开始调查，在日本出版的《苏州方言地图集》，有地图51幅，涉及263个村级地点的材料。这些是到现在为止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地点最多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但是对材料从 理论 角度进行比较和 分析 不够。
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地图丰富的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地图。例如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刊登了54幅描写一个省的各个县的方言特征地图。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钱曾怡，）。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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