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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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同样悠久，也同中国的历史同样丰富。每个历史时期的移民运动当然免不了要受到特定时代的影响，但移民运动又有其内在的规律。每次移民运动，尤其是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都有各自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来分析移民运动的类型和特点。-
一、移民的基本性质——
生存型和发展型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有各种类型，有其不同的持点，但就性质而言，却基本只有两种—
—生存型的和发展型的。
所谓生存型的移民，就是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的手段的迁移行为。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如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土地矛盾、人口压力等，而不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如更好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发展机会等。移民的主要考虑是生存，是离开原居住地，而不是迁入何处，或迁入地的条件。实际上，供这类移民选择的余地一般都很有限，往往只有唯一的迁移方向或地区。
向南方中国移民史上大多数移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明代以前更是占了绝大多数。例如汉剑雄
族人口的南迁基本上都是出于生存压力，如北方的战争动乱、游牧民族的南下、地主豪强对土地的霸占、人口压力造成的土地匮乏、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官府或豪强对赋税的追索等等。其中的统治阶级上层人士也是如此，他们的南迁虽然也有维护自己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但置于首位的同样是生命的保全。牧业或半牧业民族的南下或西迁的最初动因，往往也是生存，如本地严重的自然灾害，汉族政权对粮食、纺织品、茶叶、工具等必需品的限制和禁运，其他民族或政权的军事威胁等等。而被用行政手段或军事手段强制迁移的移民，虽然他们在原地本来并不存在生存的威胁，但却受到了来自统治者的威胁—
—抗拒不迁意味着生命的丧失。他们别无选择，当然也属于生存型。
所谓发展型的移民，就是为了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而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提高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水平为目的的迁移行为。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不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在中国移民史上这类移民在数量上只占绝少数，但方式却相当多。
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一些人因为求学、求官、
♦本文所提到的具体事实和例证，均见笔者与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将由福建人
艮出版社出版，在此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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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生存为唯一目的，而是积极寻求发展的机会。如卓氏被迁蜀地后，同行的人都“少有余财”，用之于贿赂押送的官吏，以便安置在较近的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力而卓氏却因为了解地理状况，知道临邛一带资源丰富，商址发达，主动要求远迁临邛。
还有一些人以俘虏的身份被迁入异族政权，但凭借机会和才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如唐朝的西泸令郑回被南诏俘虏，以后成为南诏政权的清平官（相当唐朝的宰相人对南诏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秦汉以来获得成功的移民，包括近代开发东北、台湾及移殖海外获得成就的移民，不少人都是一无所有地离开家乡的，有的甚至只求生存、丝毫没有发财致富的念头，但他们又无不具有异于常人的奋斗精神和知识技艺。这类移民的数量很少，可是对迁入地的致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生存型的移民潮中包含了主动求得发展的移民。如在西汉向边疆的移民中，就有人为了建立军功而主动加入。在东汉末和西晋末的动乱爆发前后，都有人谋求南方或西北、东北的地方官职，以便不仅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财产，并趁机获得更大的利益。如西晋的张轨就是因为眼看大乱将起，准备取得赛
霸者”的地位，才活动到凉州刺史一职的•张氏以后在河西建立前凉政权，传九世，延续了76年。①又如清代对台湾的移民基本上是生存型的，但其中也有少量移民是以发展为目的的。由于台湾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设府，文化水平较低，在那里获得秀才的资格比在大陆容易得多，所以福建漳、泉二府就有人因此而迁居台湾。如南安蓬岛郭氏在一百多年间就有19人在台湾成为秀才②。
一是以发展为目的的移民造成生存型的移民。如某些统治者为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将相官员为了开疆拓土、建功立业，都必须驱使一批军民、部族、奴仆、俘虏、罪犯等随之迁移，并在迁入地定居。如前面提到的张轨之迁居河西，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以琅珈王的身分迁往建康，当然都有其发展目的，但他们的大部分底层随员却只是出于服从命令或为战乱所迫。
还应该指岀：生存的标准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指标。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的生存临界线可以有相当大的差距。正因为如此，有时就很难确定某一次移民运动和某一位移民是属于哪一类性质。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如先秦时代殷商人的多次迁移。另一方面，移民的性质也是会转变的，例如在太平军攻打苏南浙西时，当地的地主逃往上海，开始只有避难的打算，但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投资现代工商业比经营农业更有利可图，就此定居于上海，成为城市资本家。这些人迁移的动因是生存，是出于迁出地的推力，但使他们定居的则是发展的目的，是迁入地的拉力。又如因自然灾害而迁入城市的灾民完全是生茅型的，而且大多原来并没有定居的打算，但在天灾过后，一部分人发现在城市有比农村好一些的生活条件或发展可能，就不再迁回原地了。
二、移民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要归纳出中国移民史上的各种类型是相当困难的，只能选择其中人数毘多、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几种.
1•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
①见《晋书"卷86《张轨传》。
②见庄为矶等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
民出版社1985年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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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征发数十万人越过南岭山脉，征服了珠江流域的越族，在那里建立起秦朝的郡县。这支远征军主要自黄河流域，经过几年激烈的战斗已有很大伤亡，但又得到了中原移民的补充，从此就在岭南驻防定居。这次以开疆拓土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同时成为一次自北而南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距离之远、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
进入西汉以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地的移民一直没有停止，但他们的迁移都是零星的、缓慢的、无组织的。在两汉之际曾经出现过一次人口南迁的浪潮，但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且多数人在北方恢复后又返回故乡，没有成为真正的移民。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北方黄河流域陷于长期的战乱和自然灾害，而南方长江流域则相对平静，大批北方人南下避难，以北方移民为统治集团的蜀国和吴国的建立使多数难民在南方定居。六七十年后的重新统一虽然使一部分官僚和上层人士迁往北方，却没有吸引多数移民回归。以后又出现了三次黄河流域的汉人南迁的高潮：从4世纪初的西晋永嘉之乱爆发后至唐末五代、从北宋靖康（H26年）至南宋后期。这几次南迁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都在百万以上。第三次南迁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元朝，在蒙古——元灭金和南宋的过程中以及元统一政权建立后，因逃避战乱和赋役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流向南方。就是在这几次高潮以外的近千年间，北方人口向南方的自发的、开发性的移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类，这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从商、周至秦、西汉，黄河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6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产。而长江流域却因气温偏高，降水量太多，而过于湿热，疾病易于流行，排除积.水也很困难。黄河中下游大多是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平原，土壤疏松，在金属工具还没有普遍运用的情况下更容易开垦耕种。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上的原始植被一般也不太茂密，比较容易清
除。而长江流域地下水位较高，土壤多为粘土，原始植被相当茂密，初期的开垦非常困难，在缺乏金属工具时尤其如此。黄土高原的地形比较平坦，在水土流失还不严重时，沟壑很少发育，存在大片"原”工川”（台地、高地或河谷平原）$华北平原更是连成一片的大平原，有利于开发，也便于交通。而长江流域地形复杂，山岭畸岖，平原面积小，河流湖沼多，交通条件差。
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长江流域也很早就产生了发达的文化，但总的开发水平和规，模要落后于黄河流域。这一结果很明显地反映在人口分布上，到西汉末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河流域中自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和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区和淮河以北这一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7.6人，其中不少行政区的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这一地区的面积只占西汉疆域的11.4%，而人口却占了60.6%。关中平原的人口也非常稠密，长安附近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0Ao-如果以淮河和秦岭为界，北方的人口占80%以上，而南方还不到20%。南方不仅平均人口密度很低，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基本是无人区，如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广西和广东大部、贵州等地人口密度都还不足每平方公里1人。
人口分布的悬殊必定反映在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上。在人口最稠密的关东和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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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汉后期已经有不少人均土地很少的■狭乡”，这些地方土地开发已尽，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已无法使人人有地种，也无法养活再增加的人口，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但在长江流域或以南地区，开发程度还很
低•到处是有地可垦的“宽乡”。这一有利条件当然会吸引北方无地少地的农民南迁，所以西汉和东汉期间都有大批来自黄河流域人口稠密区的农民自发迁入长江流域，特别是中游地区。
在黄河流域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当地又无力就地救济时，灾民就只能外迁。由于北方、西北和东北大多是游牧民族或非汉族的聚居区，自然条件也不理想，除了在战乱时期，灾民一般不会迁去，所以主要的流向还是南方的长江流域。关中平原的灾民大多越过秦岭进入汉中盆地及四川盆地，也有的越秦岭后东南进入南阳盆地再南迁长江中游，或直接顺汉水而下。黄河下游地区的灾民一般从南阳盆地及江淮平原南下。灾民的南迁本来是临时性的，在灾害过后应该返回故乡。但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在东汉以后已经很明显，加上地多人少因而比较容易获得土地，必定会有一部分灾民就此在南方定居。如果灾害持续时间较长，一些灾民适应了南方的生活，也就不再回故乡了。
从秦汉开始，黄河流域一直是政治中心所在。秦的首都在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儿西汉建都长安，东汉迁至洛阳$末牟曾迁长安和许（今河南许昌）。三国魏和西晋的都城在洛阳，西晋一度迁至长安。十六国和北朝期间主要的都城在长安、襄国（今河北邢台）、邺（今河北临漳茜南〉、蓟（今北京市）、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等地。长安和洛阳是隋、唐、五代绝大多数时间的首都，最后才迁至开封，并为北宋所继承°金统一北方后以今北京为都，以后元朝建为大都。
政治中心所在的特殊地位引出了两方面的后果。
一是战争动乱特别多。异族入侵者如果仅仅为了掳掠人口财物，会满足于在边疆地区的袭击；而如果想成为中原的主人，就必然要以中原王朝的首都为目标。中原王朝只要不愿交出政权或无处可迁，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或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也无不以夺取现政权的首都为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首都附近往往是战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地方。黄河流域的战乱比长江流域多得多，造成的损失也大得多。
战乱发生后，百姓逃避的方向虽不止一处，但还是以南方为主。中原王朝无法在黄河流域维持时，也会将政治中心迁至南方，或者在北方的都城失陷后另建都城于南方。政治中心的南移不仅带动大量人口迁移，而且使移民中增加了皇族、官僚等统治阶级的上层和文人学士、艺人工匠等文化技术水平高的成分。即使仅仅出于偏安的目的，、统治者也必须在南方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文化素质较高的移民也能在南方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当地的文化水平。因战乱形成的南北分裂都要延续较长时间，南迁人口别无选择，只能在南方定居。待重新统一后，由于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对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的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会产生一些由南而北的发展型移民。'但他们的数量有限，绝大多数北方移民的后裔已经定居于南方。
：政治中心的另一方面的后果，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黄河流域集中了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土地兼并剧烈，赋税徭役负担重。不仅贫苦农民要获得土地、维持生计很不容易，就是中小地主也常常有破产之虞。，所以即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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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有发生什么自然灾害，也会出现大批因逃避赋役、丧失土地、破产、犯罪、避仇而离家的流民。而南方，特别是在开发不久的地方，赋役负担较轻，获得土地比较容易。还有不少"天高皇帝远”、官府暂时管不到或不纳赋税的地方。所以南方也是北方流民的主要去向。在特殊情况下，这类流民成为南迁人口的主体。如元朝初年，北方赋役特重，加上长期战乱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流民南迁者络绎不绝，以至官方不得不设立关卡稽查禁止。
自然因素也再次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年平均气温的逐渐下降，黄河流域早期开发的优势也逐渐转化为劣势。在农业人口大规模进入黄河中游从事开垦以后，本来就并不十分茂盛的原始植被很快就遭到破坏，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大量泥沙流入黄河，造成淤积，中下游河床越填越高，水灾也越来越严重，下游经常决溢改道。每次决口或改道不仅直接毁坏大片农田和财产，还扰乱了水系，淤塞了湖沼，或者抬高了地下水位，加速了土地的盐碱化，造成长期难以消除的后果©另一方面，中游黄土高原因水土流失，沟壑发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大片的原、川已不复存在，耕种条件越来越差。在没有原始植被保护、地形更加破碎的条件下，疏松的黄土又以更快的速度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在世界各主要的冲积平原中，华北平原本来就是比较贫瘠的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耕种以后，土壤的肥力日趋瘠薄。由于上中游已缺乏天然植被，新的淤积土地也缺乏营养物质的补充。
南方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为日益增加曲人口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粮食。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从占城国引入福建一种早熟耐旱的水稻。大中祥符五年（1X2年片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大旱，就从福建装运了三万石占城种分往早区引种，以后逐渐在东南各地普遍推广。占城稻和其他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保证了两熟制的成功，提高了复种指数；弥补了越冬作物的收获与水稻的收获之间的间隔，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青黄不接；也使只能用泉水和雨水浇灌的高地和坡地得到利用，扩大了耕地面积①。
这些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充分表现在元代人口分布的南北比例上，南方的户口数竟占全国总数的85%，实际人口估计也在80%以上。②这是中国人口史上南北人口分布比例达到的极虜。由于这是以北方人口的大量外迁和耗减石前提的不正常现象，不
可能长期保持。到明朝初年，鉴于长江沿岸、江淮之间和华北受战乱破坏后人口更加稀少，朱元璋组织了大规模的由南而北的移民，同时也鼓励百姓自愿迁入人口稀少地区。元末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人口密度较高，在北方充足的土地的吸引下，大批农民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今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的南部都有移民输出，而江西是最大的移民输出区。
几百万移民的外迁，使南方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但人口的迅速增长很快使这一成果化为乌有。南方的人口不久就恢复到宋元时的数量，并在明朝中期创造了空前的纪录，超过了1亿。南方的平原、
河谷和低山坡地几乎已经完全开发利用，不仅再也无法容纳北方移民，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求出路了。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人口南迁的终止，虽然是出于战乱和朱元璋的行政措施，但即使不发生这些事件，也已经接近尾声。以平原为主的粮食生
①參见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入口研究》第八
章。
r®详见拙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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