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而诗人郭沫若正是“偏于主观的人”，艺术想象力胜于观察力。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浪漫主义这里到了喷火口，也到了喷口的方法。郭沫若反复强调：“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诗的抒情本质的强调，以及诗歌个性化的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对诗歌艺术认识的深化。《女神》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其基本主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冲破一切封建束缚，毁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这种冲破一切封建罗网毁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贯穿在《女神》的重要篇章中，其中以《凤凰涅槃》最为突出。
《凤凰涅槃》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旺以及诗人新诗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下“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中中”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冷酷、墨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和“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弱、死尸似的生活，在这般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类、荡不去的羞辱”；在这级悠
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青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状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鲜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着诗人自己。他在写这首诗的前二天，就在一封信里表露自己愿如凤凰一样，采集香木，“把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再生出个‘我’来。”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坏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时期精神的表现。“火中凤凰”的传统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剧中那种毁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紧密地结合着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物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重地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凤凰更生歌”是全诗的高潮，写东方黎明时分，凤凰更生后出现一片“新鲜”、“冷郎”、“华美”、“芬芳”，浪潮滚滚，生气勃勃光明世界。这是
锤炼后的真正的创造和新生。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精神的歌颂，也是祖旺新生、诗人新生的象征，评说者炽烈的和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郭沫若《凤》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中倾泻似的感情和急端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运用神话题材写成了《女神之再生》，鲜明地表现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皆暗，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的交鸣”，女神们从“生命的音波”里听出预兆，感到“浩劫再现，各个离开了神
龛，她们齐声唱出：“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象！”这就表现了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旨。《女神》中许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自己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大志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头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只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众观点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女神之再生》、《凤》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彻底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歹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是少
见的。
第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充分表现主观精神的自我形象，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郭沫若对于时代发展的信息，有着海燕船的特殊敏感，他最先感受到了在20世纪初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中华民族的觉醒。他的《凤凰涅槃》正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宣告着：在“五四”开避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是她的象征）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诗中“凤歌”与“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歌唱预示着生动、自由、净朗、华美的民族振兴新时期的到来。在《炉中煤》中，老化的中华古国
在诗人笔下成了一位“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这个为时代再造的中华民族的崭新形象在《女神》中第一次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
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诗人在诗剧《女神之再生》里，通过“黑暗中女性之声”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破了的天体”“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于是，诗人笔下的“我”高喊着：“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梅花树下的醉歌》）赞美着一切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匪徒”（《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呼唤着“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里，还存在着丝毫的古老中国的妥协、中庸、柔弱么？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
这个新生的巨人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热烈地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这样自觉的呼声：“我……我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我赞美我自己”（《梅花树下的醉歌》），“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湘累》），“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便是我呀”（《天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对于长期处于“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统治下，已经习惯于将个人价值泯灭在封建伦理原则之
下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伟大的解放与觉醒。而郭沫若的《女神》所显示的人的精神的自由状态，更是令人永远神往的。这是一个空前自由的审美天地，人的一切情感——喜、乐、悲、愤、爱、恨……都被引发出来，做奔放无拘的、真实的、自然的表现，无所顾忌的追求“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天马行空”的感情世界与艺术世界，实质上就是追求人性的“放恣”状态。这对于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心灵不自由的中国人，自然也是破天荒的。《女神》的魅力及不可重复性，正是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与个体）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这个新时代的巨人目光不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面对整个世界与人类。在《晨安》里，“我”不仅向着“我年轻的祖国”，“我浩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我冻结着北方的黄河”问候，而且向着恒河、印度洋、红海、尼罗河，向着“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太平洋上的扶桑”致意，这胸襟、眼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女神》中的“自我”抒情形象又是大时代中诗人的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评价《女神》中的诗：“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呵，我爱读你这样的纯真的诗”。《女神》中的“我”不仅表现了崭新的民族魂，也袒露着诗人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方面，二者是合二为一的。比如，《女神》中“我”对于理想的热烈追求，面向世界的眼光，都真实地反映了郭沫若热情奔放、胸襟开阔乐观的个性；“我”彻底的破坏与创造精神，不仅表现了郭沫若的反抗性格，生命力的无比旺盛，
郭沫若诗创造力的无比丰富，而且表现了郭沫若一切彻底、易走极端的个性。
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袒露自己，这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特。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都是如此。在《女神》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展现了一个骚动着的、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诗人充分地肯定着“自己”，又否定着“自己”，《天狗》在大呼“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以手，紧接着又高唱“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的我要爆了”；在热切地讴歌偶像破坏的历史大变革的同时，又做着“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遥遥地，遥遥地，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的避世的梦（《蜜桑索罗普之夜歌》）；热烈预告着光明、新鲜的新世界的到来，又感到这世界难以言状的“恍惚”与“神秘”（《凤凰涅槃》）；充分地肯定了自我无限创造力的同时，又感受着“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无限的孤独之苦”，痛苦地高喊：“我倦了，我厌了”（《湘累》）；在表现着时代进取精神的同时，又唱着厌世者的歌，歌咏着“缥缈的银辉”，“幻灭的美光”（《蜜桑索罗普之夜歌》），到心爱的死中去寻求“真正的解脱”（《死》）。这互不协调的声音，矛盾对立而又统一，显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达到了对“五四”时代心理、情绪与情感的立体化的真实反映。
第三，对祖国的兴情眷恋，对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构成了诗信的主旋律。
五四运动是一次新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民族革命运动在新的形势下的新高涨。“五四”运动激起了郭沫若的爱国热情。他在《创造十年》中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有进取
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恋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这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
《晨安》和《匪徒颂》是两首格调相近的名诗，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晨安》写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里，向着“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着革命的先驱，艺苑的巨擘，向着壮丽的山河，向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匪徒颂》是诗人愤慨于日本新闻界对中国的五四运动的诬蔑而作的。所谓匪徒，是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对革命者和革新者的诬蔑，诗人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在诗中，诗人怀着满腔热情赞美着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们”、“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学说革命的匪徒们”、“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向他们三呼“万岁”。被反动派称为“匪徒”的人物，诗人都对他们表现出无限崇敬的感情，充分体现了诗人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
《炉中煤》是最能体现诗人爱国激情的。全诗用比拟手法，用“煤”的口吻向“心爱的人儿”——祖国倾诉衷肠。……诗中每节以“啊，我年青的女郎”领起，从不同方面倾诉了对祖国炽热的爱。这种复唱有力地增强了眷恋的情思。在构思上，全诗以炉中煤向“女郎”的自由作为构思的中心，新颖独特；它通过这种巧妙的比拟，形象地表达了诗的主题。诗中从煤由大量木材在地下长期形成，联想到自己好比活埋在地底多年的栋梁，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心理。这些艺术构思既自然又新颖，概括了同时代许多人共同的思想感情，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和丰富的生活联想。诗人就象炽烧着的煤块一样，愿为祖国效力，为祖
国发热发光，即使炽成灰烬也在所不辞。诗篇第一节末尾两句与结局两句构成复唱，是全诗感情的凝聚点，集中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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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0 10：25读者上传【大中小】【打印】【我要纠错】在上级财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以年初支公司提出的工作思路为指导，以提高企业效益为核心，以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为目标，以成本治理和资金治理为重点，全面落实预算治理，强基础，抓规范，实现了全年业务制度规范化，经营治理科学化，企业效益最大化，有力地推动了支公司财务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充分发挥了财务治理在企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财务部工作总结、分析及计划报告范文。现将2009年公司财务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1、固定费用：1-9月份累计完成##.5xxxx，完成进度计划的
117.2xxxx，同比增长27.4xxxx，增加支出2312627.8 xxxx。
2、三项费用：1-9月份累计完成##.5xxxx，完成进度计划的
136.3xxxx，同比降低10.5xxxx，减少支出171939.2 xxxx。3、内部利润：1-9月份完成-##.1xxxx元，较计划进度-828.4xxxx
元增亏252.7xxxx元。
二、以资金治理为契机，不断增强全员的预算治理意识
近年来，随着企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不断强化，对财务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以此为契机，根据财务治理的特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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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的需要，及时出台了支公司《固定费用治理办法》、《资金预算治理办法》等一系列相关制度，从而使每项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有监督、有考核。在费用控制方面，一是采取定额包干的方式，将手机费、电话费、班站所办公费、车辆油料费、维修费、线路巡视费等定额控制，节约归已、超支自负，培养了职工的节约意识。二是采取预算审批的方式，对定额以外的费用，必须先层层审批，没有审批发生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在现金预算方面，为提高现金预算的准确性，在实际支付时做到，没有现金预算项目的不予支付，超预算支付标准的不予支付，中国电力资料网从而提高了现金预算意识。在职工借款还款方面，规定了借款必须于发生当月还款，确实起到了降低借款数额，减少资金占用，避免
呆帐发生的积极作用。通过预算治理这一有效的治理手段，职工的规范意识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力地带动了财务其他
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以培训为动力，不断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财务会计工作的侧重点和基本点也在改变，因此财务会计工作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算账、报账等会计核算上，应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结合本行业财务工作的特点，认真进行工作总结，吸取经验、查不足，保证财务基础工作的准确、及时、完整，为领导及时、准确、完整
的提供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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