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而文化一一简析陈独秀《敬告青年》
○陈明敏
摘要：陈独秀的文章始终贯穿着“为政治而文化”的态度，文章的“革命”彩浓于“学术”价值。本文从“陈独秀为什么作此文？为什么陈独秀作此文？陈独秀如何作此文？”三个问题试对《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略作分析。
关键词：陈独秀青年政治
通观陈独秀一生拥有的四个光辉头衔：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大至五大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可见他始终是一个救世济民的革命家。文人是就文而论文，革命家是就革命而论文。从“家国”理念出发而产生的“为政治而文化”的态度，决定了陈独秀在其创办的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1]上发表文章的“革命”彩浓于“学术”价值。《敬告青年》的价值依旧如五四前期及初期的很多文论一般，重在社会价值，而非文学性。因此，笔者主要读的是陈独秀的一种态度。下面从“陈独秀为什么作此文？为什么陈独秀作此文？陈独秀如何作此文？”三个问题，试对《敬告青年》略作分析。
一、陈独秀为什么作此文？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尊孔复古的反动潮流。1915年9月15日，
作为《新青年》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以非常激烈的态度，结合西方进化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了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试图唤醒国民的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的束缚，与尊孔复古的逆流相抗衡。文中写道“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恳切瞩望作为新鲜细胞的中国青年勇于肩负起这个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单是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影响，之所以被现在的人称为经典文本，应归功于《新青年》杂志在逐渐产生社会影响之后而带给人们的返途追寻和反观思考，“经典”都是”历史”给的。
陈独秀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将吾国之患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非独在政府”，而是“民无建国之力”，以超越同辈的犀利眼光，在对中国社会病症深刻观察之后，将《新青年》定位为思想启蒙刊物，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陈独秀深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新旧绝对不可调和。弥漫于晚清爱国人士身上那种由紧迫感与责任心带来的焦灼情绪，以及急切渴望在欧美暴风雨中创造中国近代文明的追求等等，催促着他在《新青年》上不断以文章向沉睡的国人发出具体的思想指令。《敬告青年》则是陈独秀为当时的中国青年上的第一课。
这篇文章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介绍和推广文中提到的西方进步的思想，而在于表明一种态度，营造一个局势，旨在“唤醒”二字。“非平民”的陈独秀有意无意地还是在以日本明治维新中采用的那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进行革命，出发点就是位于上方的“国”。他的呐喊是站在高处的呐喊，他在“唤醒”国人，而不是要和国人“对话”。当时的中国的的确确需要在国人的头顶上响起这样发聋振聩的声音，而事实证明这也确实在
知识分子、爱国志士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达到了宣传新思想的目的。
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把当时中国的思想发展及斗争推向了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火焰渐渐波及整个中国，惊醒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开始发现自己是青年，又渐渐认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接受了新思想、新学说，再回头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便不自觉地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路高歌着去冲破封建的枷锁，去寻求真正的自由、科学、民主，零星的力量逐渐汇集成一条新文学的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看来也只有如此，“咱们的中国”才有重生的希望！
二、为什么陈独秀作此文？
中国青年说
陈独秀（1879——1942）曾在自传中说“我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
哭”，这种既刚烈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便形成了，因此在日后的革命道路上他不完全赞同伤及性命的暴力革命，更倾向于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自小养成的叛逆性格，使得他对封建礼教嫉恶如仇，敢于冲破旧的思想束缚，而且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一干到底，绝不会瞻前顾后，这让他始终表现出“激进”的态度。《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已三十多岁，字里行间却未觉其老，仍旧激情四溢，他一生都在求新求变，从不曾老去，即应了那句英美人相勖之辞“年长而勿衰”。只有这样的性格才能写出激励人心，有号召力的文章，才有魄力与胆识奔走呼号，大声批判，与一切的“旧”作斗争！
陈独秀生于晚清，又经历了北洋军阀时期，还曾到海外求学。在发动五四运动之前，他已经为救国做过各种尝试（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如：发动拒俄运动，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等），经历了思想的转变（由康梁改良派到民主革命派），终于做出最后之觉悟，率先看透中国社会病症之因的所在，开出的第一剂药方便是“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他理想中的“民主共和”。他曾说“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胡适曾说“我们只谈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陈独秀18岁时就已写出《扬子江形式略论》，初显其政治才能；青年时期多次举行爱国演说，他始终以天下为己任，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又有与章士钊合办《国民日日报》、主办《安徽俗话报》的办刊经验。因此，对于一位久经沙场的革命斗士而言，在刊物上撰写宣传革命的文章是颇为娴熟的。
这样一位深受西学影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家，一位有自身的思想发展逻辑、并对中国现实体察深刻的思想家，一位“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2]，使得陈独秀必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擎旗主将。
三、陈独秀如何作此文？
文章通篇都在以中国和欧洲作比较，敬告青年们区分新鲜与陈腐的“六义”皆以一正一反的模式提出。对比的写法即是为了强调，强调两者的差异。他指出新旧对立，不可调和，要建立新的，就必须推翻旧的，
何况旧的还是一身弊病。只有彻底地毁灭，才有重生的机会！以此引发国民的思考，惊醒沉睡中的中国民众。
《敬告青年》首段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写出青年（作者当时指的应该是青年知识分子）之于社会的作用。作者看到当下社会中青年虽年龄符合“青年”期，但思想和精神却陈腐朽败，呼吁青年“自觉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奋其智能”，为吾国之隆盛。对于怎样判断什么该保留，什么该舍弃，他给青年们提出六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努力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最后得出结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以当下的眼光来看，这“六义”的确有待商榷，比如：对现代人来说保守未必不好，隐退未必不对，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始终向前冲的态度还是急需的。因此，文章还应放还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细细品味，会发现陈独秀表面上慷慨陈词，内里却忧心忡忡。他勇敢却不自信，似在劝说并恳求青年，把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在青年身上，无疑有些抬高了“青年”这个体的价值地位。对于后来喊得极为响亮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陈独秀在这篇发刊词中并没有确切的表述，只能略见其影，有一个大致的革命方向，具体该如何落实谈还得很笼统。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对国内、国外的政治文化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我国封建传统文化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只要是旧的就都是其猛烈抨击的对象。对待欧洲（包括其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科学文化）则是相当推崇。不禁想问陈独秀这样一位博学的智者，真的会如此决绝地认为传统文化“皆一文不值
”吗？他身上那种“家、国、天下”的思想想必也是从小受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而产生的。在《答〈新青年〉爱读者》、《再答常乃德》两篇文章中，似乎可以到答案。他并非完全排斥、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只是它们“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
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原来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也终是为革命服务罢了，却恰好证明了陈独秀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家，而非文学家。
注释：
[1]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才更名为《新青年》。
[2]陈独秀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此处为直接引用，未作删减。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何玲华.在历史语境中审视——《新青年》同人反『传统』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三辑）[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陈明敏浙江省温州大学人文学院32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