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诗歌的风格比较
杜甫(712—770)，巩县（在今河南省）人，唐朝伟大诗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1]，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
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李白的诗风是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
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先世在隋末移居中亚碎业城，李白就诞在这里。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
李白主要生活在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间，这是唐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空前繁荣的背后又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这一时代特点加上他豪放的思想性格和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的诗篇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具有复杂的思想性和鲜明的独特性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想要“济苍生”、“安社稷”，热衷用世，追求功名；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复杂思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大唐帝国表面的强大昌盛，鼓舞着李白向往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强烈愿望。他常在诗歌里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谢安自许。他还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行路难》之二）表达了渴望明君的美好愿望。但当这种愿望落空时，他又极力称赞那些功成身退、不事王侯的清高人物。
天宝元年，因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他怀着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来到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供奉翰林，实际上只把他当作用以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翰林既非实际的官职，更没有政治实权。他那“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又不肯投靠权贵和奸相李林甫，桀傲不驯，整日纵酒狂歌，遭到当权的官宦外戚对他的暗中诋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写了不少诗篇表达自己的愤懑和痛苦。如著名的《行路难》之一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虽然茫然，虽然徘徊，但李白并不因失败而放弃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自信。第二首着重揭露黑暗的现实：“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第三首列举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的遭遇，表示要及早引退：“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又是多么消沉、颓唐。
在《梁甫吟》中，他以愤怒控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他时而高歌自己的理想，
时而悲叹个人的不幸；时而乐观，时而颓唐；时而激愤，时而消沉。他的诗歌，他的感情就是这样激荡着、矛盾着……
二、蔑视权贵、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
李白的浪漫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反对权贵、轻视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他对腐朽的上层贵族势力的蔑视、抨击和反抗，是他的诗歌民主性精华的集中体现。
李白常说自己是“野人”、“布衣”，象屈原那样痛恨那些“党人”：“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b录施满高门。”（《古风》第五十一）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
李白意识到自己与那班皇亲国戚豪门势族是具有不同身份的两类人。他“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由。”（《送烟子元演隐仙城王序》）李白在诗里对于权贵及他们的荣华富贵投以强烈的蔑视，表现出一种傲岸不屈的性格，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里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这种粪土权门、轻视富贵的傲岸性格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与李白相比呢？
李白的反权贵精神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在这首长诗里，他对以斗鸡媚上的幸臣，以屠杀邀功的武将，投以憎恶轻蔑的嘲笑，说他们“万言不直一杯水”。接下来对自己和王十二光明磊落却遭受小人诽谤、谗言中伤，被逐出朝，表示了满腹的愤恨：用曲高和寡来比喻自己不被重用，用“晋君”、“和氏璧”的故事讽刺玄宗不识人才，借前秦宰相王堕骂董龙的话，斥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鸡狗不如，接着抒发了自己的心情及志向。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政治的腐败，为惨死在奸相李林甫之手的李邕、裴敦复鸣冤叫屈，称赞被暗杀的“李邕”“英风豪气”，对封建统治者“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颠倒黑白，残酷暴虐的种种黑暗面目，作了尽情的揭露，表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结尾表示自己要永远离开这丑恶的政治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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