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理论·中旬刊
唐祈的诗歌除了有九叶诗派象征主义的共同特点之外，有着明显的个人特点。他所有诗歌都有着浓郁的个人生命体验底，表现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细腻的观察、敏感的心灵和对事物的沉思。他的诗歌创作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阶段性明显，他自己在《唐祈诗选》中分为四个部分：1945年前的早年诗，主要是青春期抒情写作和牧歌写作；1946年到1949年前的抒情诗，这段时间的诗歌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写作，以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作为书写对象，其实是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不同的知性写作；1958年到1986年的组诗，其中尤其以他被打成右派阶段的书写的“北大荒短笛”系列诗最有特，也较能体现九叶诗人的写作主张；1979年以后的十四行诗。他写作的这四个时期，除了诗句基本都保持了极为整齐的节奏和音乐性韵律外，诗歌风格有较大的差异性。我依照他诗歌的风格，将他的诗歌再归类为刚健知性写作和柔性抒情写作两种风格，分别加以议论。
论唐祈诗歌中的
刚健知性写作和柔性抒情写作
一、感性丰富、沉思默想的刚健知性写作
唐祈1945年到1949年时间段的诗歌和因右派被流放阶段写作的诗歌，我认为较能体现九叶诗人共同的诗写特点，我将之归类为刚性知性写作。唐祈在这两个阶段写作的诗歌，风格上较为雄健，文字、结构、人格表达、情感表现上有一种刚性，沉思意识较为强烈，体现了在个人丰富的生命经验之上的理性思考，诗写内容也多能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写法上较多地运用西方现代派对思想的知觉化表现手法，有将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贯通的知性特点，并将强烈的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感灌注其中。这类诗歌表现出较高的综合性知性写作特点，更能体现九叶诗人共同的诗歌“在人生与时代现实，与艺术的结合上实现综合或平衡”的知性写作的理论主张，现代主义特点明显。
他的这一类诗歌在意象的营造上运用了现代感较强的多元化手法，戏剧化象征性较强，即使是咏物的诗歌，也有较强的象征语言表现力。如《雾》，采取是客观性的画面描述：“灰白的雾/在夜间，走着/它粗笨大白熊的脚步/比云卑湿，龌龊/走着，走着，又蹲下来/它没有重量的/庞大白的臀部”，画面性的构图十分形象生动，雾灰暗的底被参照物云凸显出来，而且十分注重前后照应：“慢慢地，慢慢地/升上来——/又向更低的地方走去”，诗中敏锐新鲜新奇的感觉被知觉化表达，《雾》的第二节第三节以多个蒙太奇般摇动的戏剧性画面的选择性叙事，写出了一种黎明前的黑暗感觉，而“能扯起一块无穷大的天幕，蒙蔽了人们清醒的眼”“怎样在用人骨画着地图”等暗喻和潜喻手法的运用，都增强了诗歌的知性美学效果，使诗歌有了高于物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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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括力。
抒情诗歌用知性为感性和理性搭桥以期达到诗歌客观化的表达效果，是九叶诗派共同的自觉的意识，但是这个搭桥工作要做得让读者难忘，产生持久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阅读效果，一是要诗人有搭桥的手段，二是需要作者的感性和理性都要强烈。在具体的诗歌写作实践上，九叶诗人们就有许多差异。就唐祈的诗来说，他的这个搭桥工作、搭桥手段较为成熟，他对事物的感性也较为丰富，能用诗句较好地形象化地表达自己的感性观察，但是却存在着理性不足或者理性思考前后矛盾的情况。
唐祈诗歌中被我归类为刚健知性写作的诗歌，在运用艺术方法的技巧上是有现代性的，也有自觉的形而上理性思考尝试的一方面，但是他诗歌内在的哲学观、时间观和历史观却显得支撑力不足。如唐祈在1948年写作的现代主义都市题材长诗《时间与旗》时，据唐湜回忆：“1948年6月，我在上海致远中学唐祈的房里，曾见到他一边把艾略特的诗（笔者按：《四个四重奏》）竖着放在面前，一边在下笔写这首诗（笔者按：《时间与旗》）。”［1］九叶诗人袁可嘉曾经指出：“唐祈这首诗所受艾略特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四个四重奏》），十分显明，无论在结构的运思，意象的选用，以及沿中心而四散呈波浪形的节奏方面，都是证明，大体上这个影响是良好的，只是似太显著一点。”［2］这就明确了《时间与旗》学习的对象是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
我们将《时间与旗》和《四个四重奏》进行比较。在唐祈的《时间与旗》中，表现自己对城市的思考，用多个丰富的城市画面布局在曲折跳跃的感性空间，我认为他这个感性与理性的搭桥
的工作，感性一端非常丰富细腻，如：“冷风中一个个吹去的/希望，花朵般灿烂地枯萎，纸片般地/扯碎又被吹回来的那常是/时间，回应着那声钟的遗忘，/过去的时间留在这里，这里/不完全是过去，现在也在内膨胀”，用感性的语言表现抽象的时间观，用感觉化的手段表现自己对时间的感受，非常有感染力。
但《时间与旗》理性一端却有重要的缺憾，缺乏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厚重的哲学基础、对存在的思考和宗教情怀的支撑，《四个四重奏》有着厚重的对没有差别的人的命运的局限性的深刻体悟，全诗充溢着对存在的追问。而支撑《时间与旗》重要元素依然是阶级观、斗争观、斗争呼唤等政治化元素，这就让这首长诗的内在思想依然和同代的其他非现代派的诗人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有时甚至和九叶诗人批评的“喊革命口号”的诗人有更多的共通性，而和他明确了在学习的西方现代派诗人差异巨大。
《时间与旗》采纳了多种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注重意象的象征性、借喻的客观性和思想的知觉化。清代学者魏源认为“技近乎道”，在诗歌写作中，诗歌写作承载的“道”，体现的是精神性的元素，是诗歌中体现的观念、情怀和认识，而诗歌的“技”更多的是指写作方法，但是，我们可以在《四个四重奏》这样的世界性的经典作品中看到，诗的“道”和“技”已经是浑然一体了，《四个四重奏》采取的技艺
形式是服务于其内在思想的表达的。比如《四个四重奏》中设置的“玫瑰园”，更多的是宗教性的象征性的神秘去处，是艾略特基于哲学宗教的形而上思考的归宿。而《时间与旗》将《四个四重奏》中形而上构架的“玫瑰园”，改写成了“上海市中心的高冈”，并设置了一个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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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花园”，力图对“高冈”和“花园”进行超现实主义的书写。但效果上是艾略特对“玫瑰园”饱蘸了理性思考，而唐祈对“高冈”和“花园”的描写语调是愤激的，更多地书写他的有阶级差别的情感，而不是对其进行存在的思考。
同时，《时间与旗》的主题也因缺少《四个四重奏》那样的宗教的哲学的理性思考的支撑，最后陷入了政治性的漩涡，唐祈在诗歌中歌颂的抽象的“光辉的人民底旗”，具体的批判的“资本主义者的空虚的光阴”“封建尺度”“英国教堂”“可卑的政权”等意象，使得《时间与旗》的主题远离了形而上，而是有非常具体的政治意义甚至政治诉求。“光辉的/人民底旗”这一意象完全是个政治意象，全诗通过“人民底旗”这一意象的完成，充分的显示了其斗争性和现实性“各种人民路线为了觅取，试探于一个斗争，我们将获致现实最深的惊喜。”，虽然诗歌的落脚点是“人民的路线和斗争”，因为对《四个四重奏》写作技巧的吸收，诸如“方向，一个巨大的历史形象完成于这面光辉的/人民底旗，炫耀的太阳光那样闪熠/映照在我们空间前前后后/从这里到那里。”这样的有现代主义修辞含量的诗句，比当时流行的单纯喊政治口号的政治诗高明一点，但是依然有巨大的局限性。
《时间与旗》把诗歌限定在革命化的基调上，他试图写出政治意义上的黑暗现实，但是却十分主观的肯定“斗争将高于一切意义，/未来发展于这个巨大过程里，残酷的/却又是仁慈的时间，完成于一面/人
民底旗”，进而陷入了阶级性十分强烈的政治性的高调：“武装却不能在殖民地上保护，/沉默的人民都饱和了愤怒，/少数人的契约是最可耻的历史，/我们第一个新的时间就将命令/他们与他们间最简单短促的死”，这就是要取消过去，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