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去来兮辞并序》看陶渊明的归隐之痛
    说到陶渊明的归隐，大家熟知的理由是他不甘束带见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愤而挂绶，回乡去过那种自尊、自由、自适的生活。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他陈说的归隐理由有四：其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即“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无法适应官场;其二，“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身居官场，身心俱痛;其三，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其四，“程氏妹丧于武昌”，急于奔丧。
    不管怎么说，陶渊明在官场过得不如意，“及少日”，便“眷然有归欤之情”。联想到孔子在陈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的慨叹，更能体悟陶渊明在官任上的困窘与思乡、归乡之情切。
    那么，归园田居后，他乐享自由、恬然自适，自然是无可置疑的了，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样的例证于陶诗中也可以随处翻检得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其五）》）、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八首（其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朱文公就认为“《归去》一篇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楚辞后语》
）。梁启超的看法更为直截了当：“（陶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饮冰室合集·陶渊明》）这种观点差不多已成为“千古之确论”。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香蕉的英文    然而透过他眄柯怡颜、容膝易安、涉园成趣、乐数晨夕、乐天安命的自说自话，我們仍依稀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与不甘，依然能体会到他内心深沉的焦虑、矛盾与痛苦。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心理防御机制原理分析，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表现出了典型的“甜柠檬心理”与“酸葡萄心理”。陶渊明在“知来者之可追”“觉今是而昨非”的彻悟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归园，并极力铺陈“归去”的快意自得——途中归心似箭、心情舒畅（“舟遥遥以轻飏”“恨晨光之熹微”）;及至家中，尽享天伦之乐、园中之趣、亲戚情话、琴书之娱、农事之悦、出游之欢——以此来减轻他从官场引退带来的焦虑、失望和痛苦。这些表现是与“甜柠檬心理”特征完全吻合的。《归去来兮辞》后两节，在作者对田园生活的津津乐道中，不时夹杂“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乐琴书以消忧”“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等显示焦虑、惶惑、不安、不甘心理的语句，表现出他又试图通过贬抑官场来减轻或冲淡自己对官场的欲望，平复自己的焦虑情绪，这反映出的正是他的“酸葡萄心理”。这两种心理共同
突出地体现了他对官场或因离开官场从而失去了的某些东西的牵念。他的琴书自娱，乃是为了“消忧”。倘无深忧，何须有意消解？“感吾生之行休”，与他的“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其旨何其相似，我们怎能把它与“聊乘化以归尽”完全混同？纵然他一再宽解自己：“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聊简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然而仅一“聊”字，就透露出了他多少的无奈和不甘啊！
    其实，对待仕途、官场，陶渊明如何能够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先来看他为什么出仕。《归去来兮辞并序》中说，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出仕实在是为生计所迫，正所谓“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其十）》）。然而，纵然为官“违己交病”“心为形役”，但辞官后，原有的困窘处境有所改善了吗？八十余天的彭泽县令，获俸能得几何？妻儿嗷嗷待哺，衣食之困犹在，“贫贱夫妻百事哀”，他还没有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他的归园之乐，也仅是离开污浊官场、心性解放的短时“小乐”而已，他的躬耕垄亩，断非我们想像的衣食无忧的恣意任情的闲情逸趣。“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如此而已。
    要从深层理解陶渊明归园之后的痛苦，还需从陶渊明的“平生之志”谈起。
    陶渊明离开官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的“平生之志”是什么呢？尽管他说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从小的志向就是远离官场，乐享田园。读陶诗，仅他的《杂诗十二首》中，提到志向的就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其二）、“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其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五）等数句。“猛志”“志四海”，言志向之奋发、凌厉、远大，将其理解为陶公生来就愿龟居乡野、乐作隐士，显然是不适宜的。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陶渊明从小便爱好、流连儒家经典;其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担任过武昌太守，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可以说他自幼便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观，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刘熙载就曾云“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艺概》）。清代李扶九甚至说“（《归去来兮辞》）末云‘乐天命’，几入孔、颜门户矣”（《古文笔法百篇》）。可见，与历史上众多的受儒家思想濡染的文人志士一样，陶渊明的平生志向，也在于兼济天下，即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此大抵也才能配称“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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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走向仕途，便是将“猛志”付诸实践的唯一途径了。但是陶渊明却说，自己“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又是为什么呢？
妈妈堕落的秘密    其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好，“情在骏奔”也罢，全是他“辞官”的诱因或托辞，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儒家的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去探寻。
    陶渊明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令他十分绝望的。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从东晋官员熊远的奏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暴虐滋甚”，“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陶渊明在从担任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的这十三年中，深刻体察到了社会环境的严酷。森严的门阀制度，让他受尽了轻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政坛，让他灰心;“百司废弛”，积重难返的现状，让他绝望。不仅济世的抱负根本无由实现，还必须降志辱身与人周旋，这一切，只使他“志意多所耻”（《饮酒二十首（其十九）》）。“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他便到儒家“穷则独善其身”那里寻栖身之居了。
    但抛弃一生的执著谈何容易！决绝官场，纵然保持了内心的“高洁”，但又岂不是背叛了
鲫鱼的功效与作用自己的“平生之志”？“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与殷晋安别并序》），“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当初的豪言壮语犹萦于耳，而今“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之二），冷酷的现实让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大济苍生、致君尧舜的理想已如海市蜃楼。我们也只能与作者一道“且为陶一觞”！“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归隐田园，又岂不是他对“无道”社会的另一种抗议！
    “余閑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饮酒二十首并序》），正是诗人归隐田园后的胸臆写照。“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二十首（其十六）》）都云归隐乐，谁解其中味！读《归去来兮辞》，实在不能为陶公描绘村居景象的清词丽句所迷惑，不能为他沉湎田园之乐的表象所蒙蔽。田园之乐，实在是他被迫放弃理想离开官场后的不甘与无奈、自怨与自恕、惶惑与自解的矛盾与痛苦心理的婉曲流露与有意排遣！
    一言概之，陶渊明归园田居，纵然远离了庸俗、污浊的官场，争得了身心的自由，他有理由纵情高歌，但生活拮据、困窘的残酷现实，他不得不面对;抛却济世理想，抛却一生追求的痛苦，任他引觞自酌或止客共醉，任他用情田桑或寄意山水，总是难以掩饰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