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使用数据统计和对比的方法，研究延安时期话剧事业、京剧发展、抗战文艺、秧歌活动、文艺社团、文艺期刊、鲁艺演出等方面的历史事实，澄清几十年来对《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的某些不实说法，客观呈现《讲话》前后延安文化艺术的复杂性。
关键词：《讲话》前后/延安文艺/历史真实
在延安整风初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七十年来影响深刻。本文比较全面地观察《讲话》发表前后有关延安文艺的历史真实，借以客观呈现《讲话》前后延安文化艺术界的复杂面貌。
一
多年来，人们被告知，“大洋古”(大戏、洋戏、古戏)一度错误地统治或说充满延安的舞台，是整风和《讲话》改变了这种局面。
“大戏”是指抗战期间国统区剧作名家的“与抗战无关”的多幕话剧作品。延安是在的倡议和支持下，演出这样的大戏的。1939年12月6日，当时的报纸报道，经同志的倡议和支持，延安剧协“工余剧人协会”加紧排练曹禺名剧《日出》。①实际上是组织鲁艺排演。由此，从1940年元旦上演《日出》开始，延
安进入了演“大戏”的阶段。在秘书胡乔木的关怀下，不同的单位又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大戏洋戏。
至1942年，延安上演的国统区名家剧作，一共有10部。其中6部属于“与抗战无关”的“大戏”，它们是：1940年演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1941年演出的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上海屋檐下》，1942年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另外4部国统区剧作，是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宋之的的《雾重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都是以抗战现实为主题的剧作。
1940-1942年三年里，延安上演的多幕话剧，一共有29部，这6部“大戏”在其中占21%。②延安时期有过广义的“大戏”概念，指多幕多场的艺术价值高的大型话剧。
“洋戏”是说外国名家的艺术经典剧作，后来批评所指的是：1940年演出的俄国果戈理的《婚事》和《钦差大臣》、法国莫里哀的《伪君子》、俄国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纪念日》，1941年演出的莫里哀的《悭吝人》。这7个剧目，被诟病了70年。不过从史料可知，果戈理和莫里哀的4个多幕剧，占那三年延安上演的多幕话剧的14%；契诃夫的3个独幕剧，占那三年延安上演的61部独幕话剧的5%。
13部“大戏洋戏”，表演水平高，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新文化的冲击力，在延安影响很大，很受欢迎。但统计表明，延安那三年演出的大小话剧剧目总
量是90部，这13部只占其14%。而且，当时的话剧演出都有舞台背景的设计、制作和布置，演出场次比较受限。
洋戏的演出集中在1940年，一年6部，占当年20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0%，大戏占10%。1941年只演了1部洋戏——之后就没了，占当年33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大戏占6%。1942年《讲话》前，演了大戏2部，占那几个月18个话剧演出剧目的11%，那几个月没演洋戏。
那几年延安上演的其他外国话剧，主题多是反法西斯现实斗争、苏联“十月革命”、苏联国内战争、苏联集体农庄的，如《带的人》在延安舞台上出现列宁形象，连演了12场。《讲话》之后七天，在鲁艺作报告时肯定了这个戏。③近年对“大洋古”的批评中，一般不提这些“红”剧目。但也有的批评不考虑其主题的“红”，而把《马门教授》《铁甲列车》《带的人》算作不够革命的“大戏”，甚至对那时候学习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也有微词。
那阶段，不只是延安演出了“大戏洋戏”，前线部队也欢迎，因此部队文艺团体也演出。贺龙军队的战斗剧社，曾在山西为部队官兵演出了各种内容的话剧，包括《雷雨》《求婚》《第四十一》和《悭吝人》。贺龙曾是中共军中最关注文艺工作和文艺质量的将领。
1944年鲁艺对历年剧本创作进行统计时，以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为整风前后，进行分期。④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1942年下半年，延安有广东音乐、蒙古歌曲、西欧民歌、民间小调、钢琴、小提琴
、歌唱和话剧的演出，⑤《讲话》的精神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延安文化界和鲁艺还走在形式多样的艺术道路上。因此，依据鲁艺当年的分期方法和历史情况，1942年的演出量计入整风之前。
综上观察，无论是《讲话》前的六年里，还是1940年后的三年里，或是《讲话》前的1941年和1942年前五个月，都没有发生过“大戏洋戏”统治或充斥延安舞台的情况。
还应该注意到，不是“专门化”导致了大戏、洋戏的演出。1939年鲁艺没有强调“正规”和“提高”，⑥而是否定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方针。当年2月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对全院报告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以培养大批普通干部为第一位。”⑦同年4月罗迈作关于鲁艺教育方针的报告，也否定偏重于培养比较专门的干部。⑧鲁艺当时为培养普通干部调整了课程。
但那之后，1940年初，在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了“大洋古”的演出。7月，为适应这种变化，鲁艺曾重提培养专门人才，延长学时，但未建立起正规学制，也未提出“专门化”。⑨到“大戏洋戏”的演出高潮过去后，194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迈在鲁艺三年工作总结大会上说：“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要专门化。”⑩他指出，鲁艺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当前任务重在专门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积累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的干部”。(11)第二天鲁艺就调整机构，很快确立了正规化的学
制。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鲁艺确定正规学制基
础。”(12)这是对鲁艺正规化、专门化的首次报道。1987年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也记：“一九四一年鲁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第三年的工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制订了趋向‘专门化’提高的计划。”(13)
近年对鲁艺前期的批评里，说从1940年开始，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批评者把“大洋古”纳入这个“关门”阶段，这是把时间搞错了。也有谎说鲁艺1939年就强调“正规”和“提高”了。实际上，鲁艺的“专门化”和所谓“关门提高”只有半年多——跟“大洋古”并无关系。
史料显示，1937-1942年的六年间，延安共演出话剧195部，戏剧事业呈繁荣面貌。而1943-1948年，共演出话剧38部，是前六年的19%，约五分之一。前六年的平均数字是每年演出约33部，后六年平均每年约6部。相较起来，后六年呈萧条面貌。
二
1937-1948年，整个延安时期，共存在过至少75个文艺社团单位，分为综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艺术教育7大类。这些社团为延安抗战文艺的繁荣、自由创作的开展、艺术水准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期有一些已停办或改办其他，到整风和《讲话》前，还有至少47个文艺社团开展活动。
其中综合文艺社团有6个：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延安文抗、延安文协)、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边区音协)、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延安美协、边区美协)、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边区剧协)、延安文化俱乐部。边区音协、边区美协、边区剧协和文化俱乐部这4个社团，都在整风激烈和报纸发表《讲话》的1943年停办了，消失率67%。
这4个社团组织都曾在文艺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音协、美协和剧协，会址都设在鲁艺。他们组织研讨、出版刊物、策划展览、安排演出。文化俱乐部筹建起了延安合唱团、延安业余剧团、延安星期音乐学校、延安儿童之友社、跳舞班、延安乐队、戏剧导演研究班、延安诗会、延安业余国乐社、口琴队等文艺社团，(14)为延安的文化生活做了大量工作。
二战期间，苏德战事残酷时期，莫斯科的生活曾非常艰苦。但那时莫斯科的戏剧演出非常活跃。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那时与孙维世同在莫斯科，她在其《往事琐记》中记：“当时上演的戏剧有现代的，也有古典的，有契诃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而这些都是上演过许多场的保留节目。”“一般职工众在工作单位的政治学习相当少，他们基本上是通过文化生活而受到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的。”(15)苏联没有因为前方的牺牲而指责和禁止后方的演出，而是以文化繁荣缓解战争压力、保持胜利信心，因为战
争需要稳定和坚强的后方。《讲话》之前的延安，文艺最繁荣的时期，同样呈现着这样的文化活力。
整风开始和《讲话》时，延安有10个文学社团在活动，他们是文艺月会、延安新诗歌会、鲁迅研究会、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怀安诗社、延安作家俱乐部、延安诗会、小说研究会、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领导的文艺小组。1942-1943年间，包括中研院文艺室改为中央党校三部在内，这10个社团全部消失。从那以后，延安再没有文学社团组织活动了，消失率达到100%。
文艺小组1938年产生于延安基层，到1940年已有45个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单位建立了85个文艺小组，有668人参加，(16)其目的如萧三所述，是“使工农分子知识化”(17)。那时，三人即可自由组织文艺小组，自推组长一人，受所在单位俱乐部和直属系统文艺组织的领导(18)。文艺小组消失的原因不见记载，但其“工农分子知识化”的方向，是与整风和《讲话》后要求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方向相悖的；其结社自由性质的组织方式，也是后来所未见的。
讲话的艺术整风开始时，延安有10个专业戏剧社团、9个音乐社团、2家美术社团、4个艺术教育社团机构。整风和《讲话》后，存活下来5个专业戏剧社团、1个音乐社团、1所艺术教育机构——鲁艺。美术社团没有了。此外有3个搞电影的社团单位，都没解散。另有几个基层的文艺社团，知其名而不知其所终。还有以“提高边区众文化水准”为目的，于1940年成立的大众读物社，到1942年3月5日也停办了。这个3月5日，延安成立了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19)开始了中共对文化社团单位进行统一管理的历史，至今已历七十余年。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中，提到了几个文艺社团结束的原因。边区美协是：“一九四三年初，延安美术家纷纷下乡，到实际斗争中去工作、绘画，沿着一条新的道路前进。边区美协的工作，便暂告结束。”(20)文艺月会是：“可能是由于投入了紧张的整风运动或是其他工作，而就此停止了月会的活动的吧。”(21)延安新诗歌会是：“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会员的大量流动，新诗歌会便逐渐结束了其活动。”(22)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季，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历时一年多的军直文艺室，便告结束。”(23)鲁艺实验剧团则因：“一九四三年间，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众性的秧歌运动……从此，一切对外演出，亦不再以实验剧团的名义而以鲁艺的名义了。”(24)延安业余剧团是：“整风运动在各机关、学校普遍开展。文艺整风日益紧张，业余剧团团员们没有更多时间进行排练和演出，剧团的活动便渐告结束。”(25)延安作曲者协会是：“一九四二年十月……此后，作曲者协会活动逐渐减少，便无形中结束。”(26)星期文艺学园是：“由于形势紧张，人手渐感缺乏……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经由园务会议作出了学园结束的决定。”(27)这是《讲话》后20天作出的决定。
就这样，原来延安的至少47个文艺社团，在整风和《讲话》之后，剩了12个，其他至少35个集体消失，总消失率约74%。那些文艺社团带去了黄土高原之外的文化影响，开展了文化动员抗战的工作，促进了文艺繁荣。
三
整风和《讲话》前的延安文化艺术界，曾陆续创办过不少于21种文艺期刊。1940-1941年初，停办了《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艺》几种文艺期刊。1941年3月，提出裁并延安大部分党刊，理由是“技术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是准备用《解放日报》控制舆论。4月，非文艺性的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和《中国工人》停刊。5月，《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为新创刊的《解放日报》。当年，《歌曲半月刊》《中国文化》《大众习作》《新诗歌》(绥德版、延安版)等文艺期刊陆续停刊。
对停办刊物的举措，当时的文化界是有看法的，从1941年11月25日《文艺月报》编者写的《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一文中，能略知情况：“这里应该对‘公家’表示感谢，因为在一个时期里，别的刊物全停了，只有这个小报还能出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另外还有些感到这小报‘不顺眼’的，甚至要申请‘停掉它’的一类人等，也是应该感谢的，至少他是感到‘不顺眼’了。”(28)据史料，《文艺月报》第1—12期由萧军负责，(29)此文当为萧军撰写。后来到40年代末，萧军被指反苏反共遭批判处理，被迫退出了文坛。
这份《文艺月报》是当时比较有特点的文艺刊物，特点之一是提倡争论。丁玲反对把它办成“温吞水式的刊物”。在这份刊物上发生过陈企霞和何其芳关于诗的论争、萧军和雪苇关于文艺批评的论争等，既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有来有往，自由平等地论辩。(30)这并非今人所说的思想混乱，而是延安文艺界思想活跃的好现象。在文化艺术上，只要不出现靠领导告状去占上风的情况，有宗有派便是繁荣发展的特
征之一。
到1942年2月整风开始时，延安还存在约8种文艺刊物，全部于当年停刊。它们是以图画为主的《前线画报》、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部队文艺》、延安诗会会刊《诗刊》、文学刊物《谷雨》、延安文艺月会会刊《文艺月报》、鲁艺的文学刊物《草叶》、综合性音乐刊物《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研究》。(31)
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于1942年4月1日主持报纸改版时停刊，版面改为综合副刊，刊登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内容。整风期间，人们没有积极性写稿，这个综合副刊发生“稿荒”。开列一个16位延安文化名人的名单，给他们每人下达不同字数和内容的征稿任务，并亲自出面宴请他们，给这个副刊约稿。这件事误被作为美谈来叙述了。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对部分期刊的停办，略有说明。《谷雨》是：“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了第六期之后，因为其他方面的活动非常紧张，编者们无暇再去顾及刊物的编辑，《谷雨》即终刊。”(32)《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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