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吸收借鉴例子
出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联，力求与本土文化的契合，并用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文化为本土文化注入活力，逐步获得各阶层人民的认可和接受,这是佛教时刻保持活力并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佛经翻译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当今时代合理解释经典便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也将成为佛教健康传承的必然途径。
在我国的外来宗教中，佛教是完成中国化较为彻底、成功的范例之一。佛教中国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读诵、经典和教义的判释与圆教义理的阐发、佛教宗派和山门祖谱的确立等；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佛教义理的心性化、佛教信仰的大众化、普遍化。本文中笔者将以《药师经》的翻译为视角，以探析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一、《药师经》的翻译
《药师经》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佛典，其宣扬供养药师如来具有诸种功德，如免除九横、增福延寿等，这类具有现实意义的功德对广大信徒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药师信仰自南北朝以来便一直兴盛不衰,并在中国民间信仰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药师经》在社会上层阶级中亦有所流通，南朝陈文帝写有《药师经忏文》；隋唐时期，药师信仰更为流行，义净翻译《药师经》时，唐中宗“甚至亲御法筵，手自笔受”（《开元释教录》）。据不完全统计，敦煌遗书中关于《药师经》的写卷多达六百余号，属于被载数量较多的几部佛经之一，敦煌藏经洞中的药师经变画亦蔚为大观。明中期之后，民间亦有关于药师忏法的多种版本的流传。
故宫博物院《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根据目前已知文献所载可知，《药师经》有五个译本：帛尸梨密多罗所译《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慧简于秣陵鹿野寺译《药师琉璃光经》（已佚）、达摩笈多于东都洛水南上林园翻经馆所译《药师如来本愿经》、玄奘于长安大慈恩寺所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义净于大内佛光殿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以上五个版本中，除第二个译本已经佚失外，其他四个译本“所据梵文原经是基本相同的，属于同本异译”（杨曾文：《药师经通行译本及其当代意义》）。现存四版《药师经》译本的时间跨度较大,跨越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东晋至佛教译经事业繁荣成熟的隋唐，比较这四版《药师经》译本的异同，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面对中国与印度在文化上的碰撞和冲突，佛教主动融合并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
二、从《药师经》的翻译看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一）所译经典的选择符合时政大局
根据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东晋以前的译经工作主要以私人为主，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翻译组织。隋唐时期，统治者更是十分重视佛经翻译活动，对译经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一时期中国佛教译经事业也发展到了巅期。
从四部《药师经》翻译的时间点来看,其共同点在于当时的时局出现动荡，如东晋时期，主要社会矛盾包括帝室和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矛盾交织导致内乱频生，政权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隋朝大业十二年是隋朝灭亡的前一年；唐朝永徽元年是唐高宗继位第一年。面对时局动荡及社会不稳定，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底层人民都期望这一局面能够获得改善。
中唐 莫高窟231窟北壁 药师经变
从《药师经》的主要内容来看，该经宣扬药师琉璃光如来为拯济像（末）法众生，拔除其业障，在因地修行时发十二大愿；开示闻说药师如来名号之功德，藉之可以灭罪，往生诸佛净
土；教之如何持诵咒语，消除人世间诸多灾难，除病灭苦；开示供养药师如来，放生点灯以行续命延寿之法；说明十二药叉会饶益一切修行药师法门的有情众生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四个译本看，经文中都明确说明当国家遭逢“人众疾疫难、他国侵逼难”等灾难时，如果供养药师佛，读诵药师经典，上至“帝后妃主，储君王子”，下至“百官黎庶”，都可“众难解脱”“寿命增益”“多生欢喜”，并可有“国界安隐、风雨以时”等福德，由此就不难看出译者选中此经进行翻译流通的原因所在了。
（二）经典的翻译考虑信众的接受程度
佛经翻译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要符合当时信众的根机，使“不信者生信，已信者增上”，故译者在译经过程中不仅要“契理”，即符合佛陀的本怀，同时还要“契机”，即满足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需要，使其“深信切愿”，以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
从东晋到隋唐，佛经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对文质越来越兼顾，显示译经工作逐步成熟，这种情况是伴随我国佛教翻译组织的不断完善而逐步改善的。来自中亚或印度的译经僧，面对语言不通和汉文、梵文等古代语言难以同时掌握的情形下，译经人员经常“或善胡义而不了汉
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出三藏记集》）。外国来华的僧人翻译佛经时，通常采用直译的方式，勉强将意思表达出来，无法兼顾文采，这一翻译过程中出现经文前后不符的纰漏也在所难免。
佛经经典随着中国去印度求法求学的僧人日益增多，在汉文方面具有深厚造诣同时精通梵文的译经者开始替代外来僧人，如玄奘对汉文和梵语均通，且他在印度游学过程中，对佛教各宗派及印度各教派都有深刻的硏究，在取经归国后，玄奘总结前人译经经验，设立了分工极其详密、天下人才集聚的译场组织，并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译风。义净对以前的译场组织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僧传中记载，译经的监护和润文正字均由官员进行，部分官员甚至官居高位，甚至连皇帝本人都亲御法筵笔受（《宋高僧传•义净传》）。由此可以看出，佛经的翻译无论是从人员还是组织是一个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并且得到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广大信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