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国际认可，“中国特”的旗帜也愈加鲜明。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大而言之可以说是国学、本土文化）的关系也就成了社会各界研讨的焦点。笔者试图从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契机来解读这一难题。 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就历史发展境遇而言，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特征，虽然俄国搭上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一战期间，俄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正在寻“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于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便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九州大地生根发芽儿。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救国思潮可谓风云际会，各领风骚。然而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俄国人的胜利让中国人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尽管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带有工具的彩，仅仅是各种救国方案中一个而已。
其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的“双重超越”理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面对落后的实际，变法，无论大变还是小变，成了中国人的主旋律。当时，中国可参考的模式只有欧美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着许多弊病，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还要超越
资本主义。只有完成“双重超越”，才能赶上世界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透彻。尽管其尚未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但是在理念领域它又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这个“大同”的理念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儿，也使得它较其它资产阶级式的救国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在中西文化比较领域，这样一个命题基本上已被学界认同，即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的，而中国文化则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受到了内在的挑战。反思的结果就是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不分”的转变，克尔凯克尔、尼采、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马克思运
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从而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沟通了主客之间的鸿沟，真正凸现了人的主体意义，为人的自我实现到了科学的道路。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极其类似，而其现实性（表现为合科学性和规律性）和中国的“重现世”的思维模式则不谋而合。所以，在极其紧迫的年代里，中国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中国特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式的教条，也只有“活学活用”，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在革命年代，假如没有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难
历史的选择想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就没有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在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符合本地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风俗习惯等，才有存在并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自己，以求得枯木开花。
其五，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方位，立场决定视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双赢”。现在一部分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本土文化当成沉睡的过去，或者干脆标上“封建主义”的标签而永不叙用。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体的，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手段而已，并不具备目的的意义。?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是有意制造阶级对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对立，实现阶级之上的和平共处。?遍观我国当下的实际，阶级斗争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也成为过去。因此，只有摒弃斗争思维，立足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促使马克思主义全面与本土文化接轨，才是“双赢”的出路。
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少了现代化的标尺，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同样，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没有本土文化。抛弃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现代化也终将不可能实现。至于二者孰主孰副，我们大可把视野放的长远一些，让历史和人民来决定。
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 阅读近中国近代史，人们总会产生困惑：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否一
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许多历史的发生由于其条件，过程的特殊性甚至是某些巧合性，往往容易使人对成功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于这种怀疑我想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历史的偶然只有得历史的必然??符合特殊条件的规律，的允许才可能发生。 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无论这样的选择最终会将民族带往何方，但在当时它都是最能解决社会迫切问题，满足社会强势需要的方案（我们要求制度具有灵活性就是反对将一定时期内的解决方案在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固定僵化，因此“与时俱进”的理论虽然质朴简单，确是针对包括改造上层建筑等问题的最为明智的指导思想）。 制度理论包括蕴涵的政治原则，社会结构等等，就如一个社会游戏的规则，规则的名称并不是改革或革命所关心的，什么样的规则能更好的满足进行游戏（生产、生活）的需要才是人们做出选择的依据。工业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这些普遍原则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只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体现，人们对西化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对本质的渴望，而人们却常将其理解为对内容的需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既能秉承他
们的优秀思想，又能对缺点矛盾进行批判既而提出更加科学完善的构想。照一些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以上种种只是对疑问的粗略思考，接下来我想通过对中国战争后的社会进程具体的进行一番梳理，以期从中看出近代历史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 1840年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
级的表现先是近乎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这里是指对以后格局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
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 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差不多与底层歇斯底里发作的同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 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 这里因着维新派就顺便提到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眼前利益来说，他们一般是不太欢迎以武装形式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 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
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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