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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与时代·下》2022年第08期
摘 要：仆人是社会结构中与上层人物距离最近、接触最频繁、反差最大的底层体，仆人的形象也频繁地出现在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成为名人主角们的陪衬及注脚。“文学中的仆人”已逐渐成为西方文学中重要的研究话题。在传统的话语地位中，仆人阶层扮演着上层阶级附属物的角，处于文学作品的边缘地带和失语状态。对仆人叙事的分析，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思想，关注阶级冲突与意识形态，并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考察意识形态。通过研究仆人叙事，挖掘出文学作品背后社会意识形态所赋予的上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精神。
关键词：英国小说;现实主义文学;仆人叙事
一、引言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学中的仆人”已逐渐成为西方文学中重要的研究话题。根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Bruce Robbins就已出版《The Servant’s Hand：English Fiction from Below》，对西方文学史中的仆人形象进行探讨;1997年Mark Thornton Burnett的《Masters and Servants in Renaissance Drama and Culture》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与文化中的主仆关系;1999年，Sherrie Inness写作了《Loyal Saints or Devious Rascals：Domestic Servants in Edith Wharton’s Stories“The Lady’s Maid’s Bell”and“All Souls”》来研究特定小说中的家庭仆人。此外，2005年，西方文学权威期刊《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还出版了专刊来探讨“文学中的仆人”这一主題。
然而，迄今为止，在国内尚鲜有文献探讨世界文学作品中的仆人叙事。在知网上搜索“仆人叙事”主题词，结果仅4条，其中真正探讨仆人叙事的论文仅两篇。张珺于2008年发表的《〈简·爱〉中仆人角的叙事功能》，探讨了仆人是如何丰富小说内容、弥充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的。杨晓霖于2016年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阈下的底层人物：论近期英美作品中的“新仆人叙事”》以“新仆人叙事”为研究主题，以1990-2014年间出版的多部新仆人虚构叙事作品为研究文本，探讨了仆人体在更复杂的主仆关系中的身份政治。
本文将文学作品中与仆人有关的描写定义为“仆人叙事”，并以19世纪出版的三部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夏洛蒂·勃朗特发表于19世纪10年代的《简·爱》，萨克雷发表于19世纪40年代的《名利场》，托马斯·哈代发表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为研究文本，对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仆人叙事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当时以仆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在文学中的再现进行研究。意在阐释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工人阶级“失语现象”，深度思考文学作品与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
二、“仆人叙事”
在社会经济与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行政当局和受管理的人民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主人与仆人这对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对非常特殊的劳资关系，以私人生活场所为搭建关系的基础，这正是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认为的、阶级对抗破碎化和散点式的场所之一[1]。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阶级经验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2]。而主仆关系正是一种处于家庭内部的、微缩型的社会阶层关系，二者既是对立与排斥的，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3]。
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所写：下层社会体的历
史必然是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仆人叙事”指文学作品中有关仆人阶层，即下层社会体的描写。这些描写文字通过对仆人生活的再现，展现了非常强烈的阶层意识。仆人是社会结构中与上层人物距离最近、接触最频繁、反差最大的底层体，仆人的形象也频繁地出现在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成为名人主角们的陪衬及注脚。在传统的话语地位中，仆人阶层扮演着上层阶级附属物的角，处于文学作品的边缘地带和失语状态。仆人角们往往在丰富作品内容、烘托主要人物、加强情节冲突、提升审美价值、突出主题思想、深化批判意识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对仆人叙事的分析，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思想，关注阶级冲突与意识形态，并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考察意识形态。同时，以布莱斯勒提出的“考察虚构世界——即阐明作品如何反应作家意识形态”[4]为具体方式，通过研究仆人叙事，挖掘出文学作品背后社会意识形态所赋予的上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精神。
三、“仆人叙事”的三种模式
本文所选用的三部小说，分别采取了“仆人叙事”的三种模式。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以家庭教师简·爱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使读者自动位于主仆关系中主人的视角，对家中的仆佣进行凝视。萨克雷的《名利场》采用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叙述，使主仆都成为与读者对立的他者，在客观冷静的再现中，接受读者的审判。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虽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小说前半部分一直聚焦于主角苔丝的视角，刻意屏蔽了苔丝目光所不能及之处的情节，成功将读者代入德伯家养鸡场中的女仆苔丝的“楼下视角”，唤醒读者的共情。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作品情节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分别对这三种模式进行分析。
（一）采用第一人称与仆人互动的叙述模式
《简·爱》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小说，读者因此得以与女主角简·爱共享视角，对19世纪的英国社会进行审视与批判，这其中就包含着对身边仆人阶层深刻的近距离凝视。
《简·爱》中一共有三位主要的仆人，分别对应女主角简·爱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保姆贝茜对应简·爱在舅妈家度过的悲惨童年;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对应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的全新人生;仆人普尔太太则代表着困扰简·爱的谜题，和她初次婚姻的破灭。这三位仆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并以各自的单一，构建起故事的多面。
1.贝茜：见证与欲望镜像
简·爱自小被寄养在上层富人舅妈家，但舅妈家主仆上下都非常嫌弃瘦小忧郁的简·爱，只有保姆贝茜会用同情的口吻规劝她：“我跟你说这些，全是为了你好。你应该学得乖一些，多讨他们喜欢，那样也许你还能在这个家里呆下去。”[5]7在经历过红房子一夜的噩梦后，贝茜对简·爱的怜爱愈发流露，比如她偶尔会给简·爱带来一个小甜面包或一块奶酪饼，并给她一个甜蜜的晚安吻;亦或是在简·爱要离开舅妈家去慈善学校时表现出留恋和不舍，并在凌晨送简·爱上马车时叮嘱马车夫“千万要照顾好她啊”[5]34。简·爱在舅妈家度过的童年时光固然是悲惨晦暗的，但贝茜的存在也让简·爱发自内心地快乐，甚至感叹：“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人生也会有它阳光灿烂的时候的。”[5]34贝茜如同小简·爱悲惨童年中的一束光，让她在“底层人”身上感受到人性的温柔。
简·爱在慈善学校生活了8年多，期间舅妈与简·爱完全切断了联系。就在简·爱准备去桑菲尔德庄园就任家庭教师的前夕，贝茜来学校她。见到了昔日的小孤女如今已变成文雅的大家闺秀，贝茜又惊又喜地与简·爱拥抱亲吻，并告訴她自己的女儿也叫简，与她同名。同时，贝茜还带来了关于简·爱身世的消息：简·爱的舅舅曾去舅妈家过简·爱，为后文简·爱继承叔叔财产的情节作了铺垫。
贝茜的最后一次出场，是在舅妈病重之时，贝茜成了连接简·爱与舅妈一家的唯一纽带。通过这位仆人，主角不仅完成了自己与过去的和解，也得到了亲叔叔从马德拉寄来的信，获悉了叔叔将自己列为遗产继承人的消息。
贝茜这个角带有一定的反叛性，因为她虽然是仆人，却没有受到阶级固化刻板思维的影响，成为主人的附属物，而是“违背”主人的意志，偷偷地关怀着简·爱的成长。在贝茜身上，体现了“上层人”身上没有的同理心与真善美，这无疑是作者对于上层阶级的一种讽刺。
同时，作者选取了这样一个边缘人物来表现温柔的人性，亦是在“底层人”贝茜身上寄托了自己蔑视权贵与社会阶级的欲望。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就曾两度担任过家庭教师，但亲身经历的贵族们对她的冷嘲热讽，迫使她放弃了这一职业。因此，书中所描述的自私刻薄的富人们，正是作者所体会的当时英国社会中等级偏见的生动写照。而作为众多冷漠富人的对立面，贝茜这个承载作者抨击权贵、赞美小人物愿望的仆人形象，她的每一次出场，都是为了给作者的成长阶段作结，或是为了反衬上层阶级的冷漠与无情。因此，贝茜的形象无法视作仆人阶级的真实再现，而是一种无法自我言说、单薄的、工具性的欲望镜像。马车夫
2.费尔法克斯太太：颠覆与世俗符号
桑菲尔德庄园的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是《简·爱》中最关键的配角人物。她虽是仆人，但在庄园的地位却近乎女主人。罗切斯特先生将私生女阿黛尔和整座庄园都托付给费尔法克斯太太，她对这座宅子和其中生活的人都掌有管理权，这也让简·爱误认为费尔法克斯太太就是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简·爱到达桑菲尔德庄园后，费尔法克斯太太和蔼得体地迎接了她，并交待仆人为简·爱准备晚餐、安排房间、搬运行李，俨然在履行主人般的职责。
夏洛蒂·勃朗特对于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塑造，颠覆了传统仆人头脑简单、缺少涵养、唯唯诺诺的固有形象，凸显了作为女性和仆人双重弱势阶层身份的独立性，和对作品关键情节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此外，费尔法克斯太太还像是一面镜子，简·爱能够从她身上窥见罗切斯特先生的模样，同时也让读者对其有所了解。比如费尔法克斯太太说：“我的主人待我总是客客气气的”[5]95“罗切斯特先生一家在这一带一向受到敬重……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他，我相信他的佃户们也都认为他是个正直、宽厚的地主。”[5]99“哦！我想，他的性格是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也许只是有点怪……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很好的主人。”[5]100通过这些对话，罗切斯特先生的正直、怪脾气和宽厚、难以捉摸的形象，被简单地勾勒了出来。
通过费尔法克斯太太这面“镜子”，还能够反映出当时的英国社会对于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与婚姻所持的态度。在最开始撞破二人亲密幽会的时候，费尔法克斯太太“站在那儿，脸苍白，神情严肃又吃惊”[5]254。她的看法是“最好是地位财产相当才适宜结婚……别相信他，也别相信你自己。有他那样地位的绅士，通常是不会娶自己的家庭教师的”[5]263。
19世纪的英国社会推崇地位财产相当的婚姻，而贫穷低微的家庭教师简·爱与上流绅士罗切斯特的结合，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担心和劝告所代表的是世俗观念下富有社会经验的长者对年轻人的忠告。
Bruce Robbins曾在《The Servant's Hand： English Fiction from Below》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分析：“只有在上层资产阶级或贵族家庭的框架内，仆人——特别是妇女——有时才代表常识的声音。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学对仆人的再现，意味着人民大众在文学中的缺席。”[6]
3.普尔太太：唯一生动的仆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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