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
摘要：对现代语文教育的整体发展来讲，正确认识和把握语文课程的性质至关重要。长久以来，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众说纷纭，工具论与人文说之争相持不下。《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是着眼于言语知识训练的工具属性与给学生以情思启发的人文属性的有机融合，才构成了语文课程这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这要求我们在语文教学当中，坚持语用训练与人文熏陶和谐相生，寓教于文，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错误发生，达成学生技能掌握与情感获得的统一。这是语文课程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教学的归宿。
关键词 语文课程性质 工具性 人文性 统一如何剪窗花
长久以来，学术界在语文课程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休、各持己见，工具性、思想性、科学性、人文性以及实践性都曾在此论题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足迹。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对语文课程的性质做出了明确界定，打破了以往的僵持局面。文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这一表述以权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必须统筹兼顾、二元融合的要义。
一、语文课程的工具性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工具性是语文课程的根本属性。
首先，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是以语言文字的工具性为前提的。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即是表情达意和人际交流的工具，是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承的工具[2]。在此基础之上，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则是指通过语文课程的实施，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等领域的训练，培养学生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使学生在语文课程的不断学习和积累中掌握并能够正确有效地运用语言文字这一工具来表情达意，并借此更好地交际交流，更好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概括来讲，工具性着眼于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语用能力的实用功能，“双基”的传授与训练是其任务的重点。小到字词的音形义、句段的修辞、章法的结构等基础知识和语用技巧的传授，大到识字与写字、阅读、习作以及口语交际等基本能力的培养，都属于语文课程工具性的范畴。
走进我们的语文课堂，工具性的足迹更是无处不在。经过《春》一课的学习，我们学会了如何运用比喻这一修辞来描绘景物；鉴于《荷花淀》一文的讲解，我们掌握了通过对话来展现人物心理的技巧；通过《背影》一文的品读，我们体会到了细节描写对于刻画人物形象的妙用，而《散步》一课的学习又在如何将平静的故事写出波澜这一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再进一步讲，不论一个人的思想多么深刻，一篇作品具有多么伟大的精神，都需要借语言的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扎实的言语工具做支撑，语文教学也就没有了根基。
叶圣陶先生曾有言：“语文教学的根在听说读写。”诚然，工具性是语文的根本属性，脱离或忽略工具性特点的语文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3]。基于此，语文课程必须首先在进行听、说、读、写领域的教学上狠下工夫。
二、语文课程的人文性
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灵魂所在。
人文，即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人文性，则可以理解为人的文化性，它包含着人的理想信
念、情感态度、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审美趣味等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语文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语文教材中所积淀的丰富的文化底蕴决定了人文属性是语文课程的一大鲜明特点。如果说“工具”二字关注的是形式层面的知识和技能，那么语文课的“人文”强调的则是内涵层面的情思启发。具体理解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其一，语文教学以人为本，承认学生的差异性，考虑学生个性的全面、健康发展，尊重不同的个体对语言文字的不同理解。其二，从语言文字所蕴含的内容层面来看，通过语文课程的学习，学生从祖国语言文字中感悟到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其在长期的熏陶之下逐渐形成积极正确的价值观、美好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审美情趣，达到促进学生精神世界健康发展的目的。概括来讲，人文性致力于语文课程对于学生思想情感熏陶的文化功能，培养学生作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其承担的重点任务。
语文课程是充满了人文性的课程，语文课程具有浓郁的情感彩。认识《老王》，学生深切感受到底层人民的不幸与善良，对弱势体的关爱欲油然而生；学习《白杨礼赞》，西北白杨的耸立和北方农民的坚韧无一不激发着学生力求上进的思想精神；诵读《陋室铭》，学生不能不为作者志行高洁、安贫乐道的高雅志趣所打动；而《黄河颂》一课的展示也在学生热爱祖国、顽强拼搏的情感态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语文课程的人文性
元素不光存在于有着丰厚积淀的教材文本当中，从宏观上看作为三维目标中的“一维”，“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出其实也正契合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功能。
人文性是语文教学的灵魂，缺少了思想情感的熏陶与启发，语文课就好比一潭死水，失去了它的灵性。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也必须通过我们的语文课堂发扬光大。
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一）“统一”之背景
回顾近六七十年来语文学科的研究历程，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问题似乎一直是一个争议叠出的热点话题，工具性、思想性、科学性、人文性以及实践性在这一研究领域上都曾占有过一席之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教学普遍同意语文学科的思想政治性质，认为思想教育是语文课首先应承担的任务。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过一场“文道之争”的大讨论，教学大纲以文件形式强调了语文课程的基础工具性。然而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袭来使语文教育呈现出一片无视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僵化局面，却再次将其政治化功能放在了
不可动摇的位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一场关于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大讨论扭转了因政治因素导致语文教育含混不清的乱局，它对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认可，同时也指出了思想教育与读写训练二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特点。但80年代中期后，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人们对语文课程工具性的质疑在片面强调语文教育功利目的这一倾向的“带动”下再度爆发[4]。1987年，陈钟梁先生在文章中首次提出了语文教学人文主义的问题，但此后争鸣也并未停止。
尽管二十世纪语文课程性质观纷繁复杂，但在课标颁布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可以看成是“工具论”与“人文性”两大派别之争，工具论学者认为语文就是用来进行人际交流、表达思想和传递文化的工具，将语文课视作纯粹的技能训练课；而人文说派则一味认定人文性才是语文的本质属性，语文课就应当是一趟情思陶冶的旅程。在此僵持局面下，21世纪初《语文课程标准》的问世结束了长久以来分歧诸多的形势，明确规定“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
（二）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
工具性与人文性，二者虽各有内涵和特点，但它们绝非两个互相孤立的存在。是致力于知
识技能训练的工具性与给学生以情思启发的人文性的有机融合，才构成了语文课程这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工具性的价值依靠人文性得以升华，而人文性的实现则又以工具性为基础和载体。知识技能的训练只有与人文情思相碰撞，才不失为一种人的教育；思想情感的获得也只有隐藏在语言文字的形式之中，语文才能站稳它的根基。相反地，如若抽掉人文精神，只在文字形式上兜圈子[5]，语文课程就因此失去灵性而枯燥无味；但如若满堂都是道德品格的情感升华，不给语用技能以其应有的位置，则只会背离了语文课的初衷。语文教育界泰斗吕叔湘先生“语文教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一言，也恰如其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语文教学既要解决学生认知、表达等基本技能的问题，又要担负起培养他们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责任。只有如此，学生学习语文课程的过程，才能既是一个掌握语言工具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的过程。也只有如此，语文课程的存在才能实现其最大的价值。简言之，工具与人文的并重是时代赋予语文课程的新特点。在扎扎实实抓好基础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训练之余，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素养及高尚的审美情趣，当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6]。
其实，走进真实的语文课堂，我们便不难看到工具性与人文性携手的踪影。如《荷花淀》中有一段夫妻对话，水生嫂对丈夫说“你总是很积极的”，短短七个字却饱含深意。课堂中教师通过对“总是”、“很”、“积极”三个词语的深入分析指导，让学生体会到水生嫂那既有对丈夫丢下家的嗔怪和依恋，又不能不支持自己的丈夫带头参军、为国而战的矛盾心理。抓住语言描写，引领学生对人物的对话反复朗读、品味，领会这简洁传神的语言中所表现出的白洋淀女性的深明大义、勤劳朴实和顾全大局，她们纯美的人性与崇高的精神定会在学生心中留下足迹。同样地，教学《背影》，学生一经阅读便不难得出父子情深的主题，但对于如何表现理解得较为浅显。于是教师抓住描绘父亲背影动作的细节描写，让学生通过反复朗读、联系生活经验和替换关键词的方式，仔细品味“攀”、“缩”、“倾”三个动词背后所隐含的父亲动作的吃力与艰难，从行动不便仍执意亲自去买而真正体会到父爱的真挚与无私，进而教育学生珍爱亲情、孝敬父母。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做是语文课程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证据。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如果能够准确地抓住文本中的关键词句和段落，来引导学生深入挖掘一字一句背后所蕴藏的人文内涵，使其既能学会语言文字运用的规律，又能吸收文化精髓、得到情思的启发，这样的课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
四、课改背景下的一点偏颇
当前，《语文课程标准》自试行至今虽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但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实践的落实过程中对课程性质的把握仍会出现一些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