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代新诗风的郭沫若
开一代新诗风的郭沫若
  郭沫若新诗应运而生，以《女神》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
  一
  中国现代新诗，在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前后的初期白话诗的历史过渡中产生。龚自珍以“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的姿态，首开近代诗风。而戊戌变法前后，更有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鼓吹“诗界革命”，提出“以文为诗”的口号，试图对整个旧体诗的结构加以变革，从而发出了新诗运动的强力先声。新诗则挟“诗界革命”之威而一马当先，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新诗的第一批名篇，如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胡适的《鸽子》，在语言形式上突出了新诗的特质及新诗的建立过程。而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表现出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大胆尝试，反映了新诗逐步由旧诗的违格、再构，直至诞生出全新的新诗的具体过程，揭示了早期新诗从旧体诗中逐步蝉蜕的过
渡性特征。也就表现出这一时期新诗的最大意义尚局限于突破文言这一语言的牢笼，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的突破。虽然“五四”前新诗人对旧派诗的批评是义无反顾的，意欲彻底打破旧体诗虚假的、腐朽的、僵化的形式枷锁。他们是勇敢的，却又是天真的。以至于从1917年到1920年，白话新诗不但很少能捉真实的诗意，相反却难以摆脱对于旧诗词虚假的依附。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它使新文学具备了极为先进、科学，乃至庞杂的思想基础。民主科学、人道、个性、共产主义等各种大异于“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旧封建文学传统的新思想、新观念，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语言形式的变换，它强烈要求新诗在突破语言的藩篱之后乘胜进击，开拓奋进，成为时代主体精神之强力载体。面对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的就是郭沫若的新诗，尤其是他的作品《女神》以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故而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大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第一个肖子”。它的问世，迅速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尝试”时代，一代诗风，引领新诗踏上新里程。
  二
  郭沫若的家庭既给他以丰富充足的传统文化滋养，又给他带来了民主、变革的新鲜气息。他生在四川乐山的沙湾镇，家中颇为富足，因而享受了家塾残酷的封建“教刑”，而山中聚集的讲义气、劫富济贫的“土匪”曾在少年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叛逆性格的萌芽。在小学和中学，都由于反叛的行径，数次被学校“斥退”。到了年青时代，使他极为反感并造成莫大痛苦的包办婚姻，更激发了他对旧礼教的痛恨。长兄郭橙坞是民主革命派，辛亥革命后，曾任川边驻京代表，促成了郭沫若出川和留学日本。
  郭沫若天资聪慧，感觉敏锐，长于想象，感情异常丰富而易冲动，性格外向直露，浪漫开放，极富诗人天资。在日本，他接受了西学的浸淫，饱尝弱国子民的屈辱，也受到爱情滋润。各种西方思潮都引起他的兴趣：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还有东方印度的“梵”。在文学上， “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勤”(《我的学生时代》)。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精神却依然在郭沫若的个性意识中牢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屈原及楚辞在他眼中即是两千年前的“五四”，而陶潜、王维则被等同为泰戈尔式的冲淡。总之，“五四”时处于日本的郭沫若，文化精神上简直丰富到了繁杂的境地。而这正是“五四”时代精神之所在：西学东渐，除旧布新，感情激荡，充满理想。可以说，郭沫若的思想、经历、才情、爱情都合上了时代的节拍。所以，“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
郭沫若诗写他的时代”(艾略特语)。
  《女神》可谓“五四”时代中国国民大觉醒、大奋起，是狂热追求个性解放朝代潮流的集中体现。诗集中抒情主人公主体意识空前勃发，个性极度张扬，反对一切对于个性的束缚。作为医学院的大学生，他率真地用自然科学的公式将其对于诗的理解提炼为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特别把文字(语言)放在最后，仅仅作为形式(form)来考虑，而把直觉、情感和想象当成最为重要的因素。成就了他“狂飙突进”式的诗歌激情。请看《天狗》中的“我”：“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吞了，我把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巨大、强有力，是何等充满自信的人啊，是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象征，是勃发的主体意识与泛神思想结合的庞然巨物。他蔑视一切神的权威，能够踏破一切神定的规矩，砸碎一切礼教的束缚。藉此目空一切的狂想，在令人敬仰、俯伏的宇宙万物面前，诗人所具有的，也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审美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面对滚滚而来的洪涛，面对具有无限魔力似要将整个地球掀翻的太平洋，也只有超乎自然的“我”才能欣赏了。
  如此时代、巨人、狂情，当然唯有激越奔放的浪漫主义方式才能承载了。故郭沫若源于卢
梭、歌德，深受华兹华斯影响的“情绪”化“自我表现”，以惠特曼式的浪漫主义作为喷火口，在《女神》中展现“五四”狂飙突进式的时代精神，形成了火山爆发般内在热情的“自然流露”，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三叶集》)，是岩浆之喷射炽热。《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更显示出翻江倒海之磅薄气势、惊涛拍岸之亢扬情调;兼之精采绝伦的奇异想像，美妙奇特的神化彩，成就了现代新诗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浪漫主义杰作。
  《女神》在现代新诗建设中的特别贡献还在于突破了华夏农本生活的陆地文明传统，引进了西方特异的.蓝文明――海洋精神。炎黄子孙世代以农为本，海岸即成了陆地文明的生存界限。古代诗人笔下的海洋多是烟波缥缈，神秘莫测，可望而不可及。故古典诗歌津津乐道的是宁静、详和的田园风光。唯见山野田畴各安其位，村落乡民怡然自得;江河川流，月出日落。而郭沫若生性好奇、敏锐、大胆。他漂洋过海，留学扶桑，傍海而居。读的是西洋书，爱的是东洋女，其审美视点发生了质的改变：由观海、渡海直至全身心投入洋中“浴海”，与大海来“一个圆形舞蹈”!“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浴海》)。在他笔下，无限的大洋鼓动着“男性的音调”，起伏翻腾，动荡不息，茫茫一片，毫无参照，在中国诗史上首次真实地展现出了大海的真切景况和全新意象。1919年9月，郭沫若最先发表在《学灯》“新文艺栏”中的就是《抱和儿浴搏多湾中》和《鹭鹚》，给萌动中的国民带来了撼
破传统的心灵感应。   这一海洋精神贯注于《女神》之中，建构起了一种全新海潮般滚动不息的动态美。郭沫若自言为“气韵”。他一改古典诗美中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间的微妙关合;没有“诗眼”之类需要白发苦呤的细细锤炼，而代之以整个诗句间不息的推动。恰如海潮般起伏动荡，其中传达出具有整体性的美的情愫。这种由西洋文明促成的审美心态与动态诗美构建的短暂统一，是郭沫若对新诗的最大贡献，实际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笔立山头展望》中写的虽是静止的现代都市，但在诗人眼里，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一般，竞成了躁动的海洋。他如《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均充盈着难以为常人所名状的海洋神韵，令后世仰止，难于为继。